5月社科畅销书的前三甲，依然是于丹的“论语”“庄子”、易中天的“三国”与王立群的“史记”，尤其 是于丹与易中天图书的销量远超他人。他们的书这般畅销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居然仍一直稳居榜首，将他人远远抛在后面，确有些出人意料。由此，可见他们的影响之大、电视的影响之大、市场的容量之大。

对于他们的作品，学界自然是见仁见智，赞扬与批评各有道理。在电视娱乐的力量弗远无界、“戏说”当红流行的时代，这几部毕竟远非“戏说”的作品能取得远超“戏说”的影响力，终归值得称许。但是，正因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如此轰动的社会效果，作者更应严格要求自己，在知识的准确性方面精益求精，努力减少“硬伤”；对别人显然正确的批评，更不应“强词夺理”。

本月上榜的还有两本历史书也与电视有关。一是《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这本书也是“百家讲坛书系”，5月份刚刚出版就能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再次证明了电视的力量。由于作者受过严格的史学训练，所以更注重知识的准确性，突出了这一段历史的“问题”。但这种相对更注重史实准确性的“电视书”究竟能畅销到什么程度，能否与于丹、易中天一样火爆还有待观察。如果销量远不如于、易，是否会使“百家讲坛”的后来者以“准确性”为代价而追求“生动性”？以后的“讲坛”会不会只有于、易风格而无孟氏风格？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之忧。

另一部书是《大国崛起：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解读15世纪以来9个世界性大国崛起的历史》，这本书显然是因前段电视热播并引起不小争议的政论片《大国崛起》而成为畅销书。此书与多集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一样，以一种理性的精神审视、分析历史上几个大国崛起之路。如果说在近代以前，“大国崛起”主要是靠枪炮，比“谁的胳膊粗”，近代以来，“制度”的作用则越来越明显。没有良性的制度，如三、四十年代的德国、日本，虽然“崛起”终不长久，给他国最后也给本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制度的优良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对包括“物权”在内的私人权利的保障，新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无疑是使我们制度完善的一部重要法律。几个出版社出版的“物权法”及相关解释、普及读物销量都非常可观，说明我们社会对私人权利的重视、公民对自己权利的重视。一个良好、稳定、和谐的社会，一定是“公权”与“私权”有清晰的边界，各不侵犯。其实，严复先生100多年前就提出要划分“群己权界”，认为这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富强的秘密。因此，他才将这一“秘籍”引介到近代中国。现在，看到“物权法”的颁布和畅销，早入天国的严先生或许会捻须称许吧。

与近来才出现的“历史热”不同，自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经济管理、企业与个人奋斗成功一类的书一直畅销。已经畅销多年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在版式上稍作改动依然畅销，励志书像《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也一直“畅销不疲”。“励志”在现实社会中被曲解为使人“成功”，“成功”又被曲解为获得巨额财富或出人头地。这种“一元化”的成功观危害匪浅，因此，公认的“成功人士”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便格外有意义。他苦口婆心劝人脱离这种“一元化”成功论的误区，因为“一元化的成功会让许多人失去正确的奋斗方向”，“一个崇尚一元化成功的社会一定是不完整、不均衡的，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都很难体会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他引另一位“成功人士”的话劝诫渴望成功的青年：“成功就是不断地超越自己，让自己的人生快乐、充实、有意义。事业进步是成功，给家人快乐是成功，广交朋友是成功，能对他人有所帮助是成功。成功并不遥远，不虚度此生，就是我的成功。”简言之：成功就是不断超越自己，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其实，喜欢读书，也是“不断超越自己”、“做最好的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呢。

雷颐，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数年农民，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1985 毕业，获硕士学位。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取静集》、《经典与人文》、《被延误的现代化》、《萨特》等，译有《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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