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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继“三国热”、“明清热”等潮流之后，时下又出现了“民国热”。书店里，相关书籍杂陈，一段段历史掌故、一些被遗忘多年的人物，齐刷刷地排开，任凭读者一路挑拣过去。
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民国”图书里，许多作者把目光聚焦在或放诞，或嚣
张，有时甚至略显荒唐的故事上，将民国人物的“风流”和“真趣”当做饭后茶余的谈资去叙说。可以说，现在的“民国热”与先前的“三国热”、“明清热”一样，紧紧盯着市场，戏说着民国的人和事。正如一位专家所言，大部分图书都是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中国青年报》10月24日）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认为，这种情况难以改变，是因为戏说的作品有着不可改变的读者群。他们不是学者或知识分子，他们的阅读可能只是在火车上打发时间。而与此相对应的，是许多专业研究人员的文章，往往因为过于艰涩，很难进入大众传播范畴。
实事求是地讲，不但“民国”图书如此，其它图书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比如，现在我国科普作品特别是优秀的科普作品比较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鲜有科学家愿意为大众写科普作品。还有，现在不少专家、学者都讲必须学习和弘扬传统文化，但是有几人能如于丹、易中天他们写些普及性的传统文化读物呢？总之，专家不写普众作品可以说是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历史学家不愿意做些普及历史知识的工作，写些既忠实于历史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呢？正如有人所说，“历史学家因温饱无忧，出版发表不愁，进而钻进与现世隔绝的象牙塔，或太过追求阳春白雪，或习惯了高深艰涩，全无要在社会上传播历史真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看来，除此而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我们对专家成就的认定是看学术成果，而普及性作品是算不了什么数的；再就是专家不屑做普及工作，以为写普及作品是“小儿科”，有失专家的身份。
我始终以为，专家不能仅仅限于对普及性读物提出批评，还应亲自参与到普及性读物的创作中去。想改变戏说历史的恶劣之风，最有效、最好的办法，就是专家拿起笔来去写为大众所看得懂、所喜欢的普及性读物。当然，让专家去写普及性读物除了专家的自觉外，我们在制度上、政策上要做些改革，使专家产生一种责任感，主动地、积极地去创作面向大众的普及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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