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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诞逢甲子 精品铸辉煌

——文物出版社60年改革发展纪实

作者:张自成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报       时间: 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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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出版社 张自成


  至2017年,文物出版社成立60周年。


  60年来,文物出版社始终牢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积极探索、积累传承,秉承高标准与高质量、新材料与新成果、艺术与学术并重宗旨,出版了一批又一批符合中国国情、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精品图书。


  60年来,文物社已发展成为集图书、期刊、数字出版、影音技术制作服务、文物复制为一体的全国著名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发展篇】


  1957—1977年: 创业奠基阶段


  文物社的前身是文化部文物局资料室。当时的资料室仅有3人,除收集和保存图书资料外,还编辑《文物参考资料》月刊和一些图书。随着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文物出版图书任务的加重,1956年4月文化部第十次部务会议通过成立文物出版社的决定,8月中宣部批准成立文物出版社,1957年1月正式建社。


  为保证图书内容的高质量,文物社从成立伊始,就十分注重发挥文博专家的作用。1957年秋,文物社成立了以郑振铎为主任,徐森玉、马衡、夏鼐、王冶秋为委员的编辑出版委员会,并由书画鉴定专家张珩兼任副总编辑。1963年,文物社又按文物类别组成由国内一流专家参加的编辑审稿小组。古建组成员有:莫宗江、汪季琦、祁英涛;石窟小组成员有:金维诺、宿白、邓建吾;古籍组成员有:张子高、张絅伯、郑天挺;书画组聘请谢稚柳、启功为顾问。这些一流专家的参与,极大地提升了文物社出版图书的科学性和高品质。


  为充分展示文化遗产神韵,从建社起,文物社就特别重视文物类图书的印装技术。针对当时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急需高品质图录,而高品质图录大多为国外印制的现实,文物社创立时从故宫博物院接手了一个20多人的铜版印刷厂,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文物出版社印刷厂。1958年,又增设了能够逼真再现古代书法、绘画的珂罗版车间。利用彩色铜版和珂罗版印刷工艺,文物社先后出版了数十种文物画册和书法作品。其中彩色铜版精印的《两宋名画册》《故宫博物院藏画鸟画选》、珂罗版精印的《毛泽东诗词墨迹》《清明上河图》等均为传世艺术精品。这一时期出版的图书,开本形式大到4开、小至50开,从平装、精装到锦盒线装、单幅卷轴,初步形成了“文物版”图书多样化的装帧格局。


  为保证出版图书规范和高质量,文物社非常重视不同类别图书编辑规范的探索。比如《白沙宋墓》的出版,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的典范之作。又比如陈明达先生编著的《应县木塔》的出版,为建筑界、文物界树立了一个集专题研究与测绘图、摄影资料于一身的编辑范式。


  在出土文献编辑出版方面,1973年文物社复建后,由著名学者唐兰、商承祚、张政烺、唐长孺等领衔,先后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整理小组,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极具历史价值的重要出土文献。其中《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睡虎地秦墓竹简》等成为出土文献整理的典范之作,它们创立的许多整理出版体例,一直为后来同类整理项目所沿用和仿效。


  1978—2000年:


  稳定发展阶段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物战线在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文物事业逐步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文物社的人员编制由建社初期的43人逐步扩充至150人,内设机构增至16个部室,成为一家融图书、期刊、音像、文物复制于一体的出版机构。


  这一时期,文物社出书规模由50余种逐步增长到150多种,年均出书约110种。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碑帖法书选》,其选取最好的版本,原大影印,先后推出上百个品种。数十年来,因在选材、包装、编辑上,一直秉持版本精良、编辑规范、风格典雅、价格低廉的出版宗旨,成为国内碑帖市场占有率高、销量好的品牌之一。


  这一时期,文物社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也成果丰硕。上世纪90年代前,主要完成的是吐鲁番文书,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等重大项目的整理成果出版。上世纪90年代后,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文物社陆续出版了《包山楚简》《郭店楚墓竹简》《随州孔家坡汉墓竹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等重要成果。同时完成了《新中国出土墓志》壹至拾卷的出版工作。这些整理研究成果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进展。


  这一时期,文物社有意识地推出了古代典籍的刷印和影印出版。从1981年起,文物社开始采用原雕木板刷印方式,先后推出了《嘉业堂丛书》《吴兴丛书》《求恕斋丛书》等系列图书。影印出版了海内外孤本、特级珍籍《常熟翁氏世藏古籍善本丛书》《中国金石集萃》《佛学大辞典》等珍贵典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文物社于1987—1990年将濒于失传的《乾隆版大藏经》重新刷印。该书共7240卷,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版刻图书。经版7.9万余块,是国家一级文物,可惜已残缺不全。文物社将原雕版进行整理,遍访全国名寺古刹,查找底本,补板刻字近全书1/3,历时3年,终于使这部巨帙佛教重典完整地重现于世,为保护和抢救中国优秀文化遗产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现代出版史上的壮举。


  这一时期,文物社积极走出去,成为中国最早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的出版社之一。其中,与日本平凡社合作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其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鉴赏价值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好评,被称为“本世纪的决定版”。不仅如此,文物社还向日本、韩国、美国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输出了数十种图书版权。与台湾出版界合作出版的《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0卷)、《古瓷集珍》等图书,进一步推动了两岸文化交流。


  图书之外,文物社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与国外影视机构合作拍摄历史文化类专题片,先后与日本广播协会(NHK)、美国探索、韩国放送公社(KBS)等国外大型影视媒体合作,联合制作并出版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秦始皇帝》《文明之路》《敦煌莫高窟》等一系列历史文化类节目和图书,受到海外观众、读者好评。


  这一时期,文物社陆续完成了一批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出版工程,其中《中国博物馆》14卷、《中国石窟》17卷、《中国书迹大观》7卷、《中国美术全集》(全60卷)中的16卷、《中国青铜器全集》16卷、《中国绘画全集》30卷、《中国古代书画图目》24卷、《中国古代地图集》3卷、《中国古代建筑》系列、《中国文物精华》系列、《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系列等,先后在国内外获得多种大奖,有力促进了高、新、精出版战略的形成。


  这一时期,文物社独具特色的古建类图书渐成规模。1993年年底,推出了国内首部古建修缮工程报告《朔州崇福寺弥陀殿修缮工程报告》,随后又陆续出版了西藏布达拉宫、青海塔尔寺、太原晋祠圣母殿、西安长乐门城楼等著名古代建筑的修缮工程报告。1995年,推出“中国古代建筑”丛书、《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等古建史论著系列图书,受到古建筑学界广泛关注。


  此外,这一时期文物社还先后推出《考古学一百五十年》《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美索不达米亚考古》《地球上的人们》《水下考古学入门》等组成的“外国考古学译丛”。


  2001年至今:


  全面改革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如何应对中国出版业向企业化、市场化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出版业的国际化竞争?如何顺应移动互联网时代做强做大出版社?对于这些问题,文物社认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改革才是发展的动力源泉。


  2010年7月,文物社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部署、原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正式由事业转制为企业。转企改制后的文物社,生产关系进一步理顺,领导责任进一步增强,职工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生产力得到极大释放,考古、博物馆、艺术、人文、科技保护五大传统板块的出版规模和品种同步放大,年出书规模由约110种上升到300种左右,文物社进入快速发展期。


  发力古籍图书板块。文物社成立古籍图书编辑中心,集中力量发掘特色版本、高端收藏、独有资源、创意文创四方面产品。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目前年出版古籍图书近百种,实现了该板块整体崛起。


  进入新世纪后,为满足读者需求,文物社决定有计划、成批次地推出普及读物,先后出版了60册的学术普及类丛书《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系列、35册的《文化百科丛书》、《中国文博名家画传》系列、《带你走进博物馆》系列、《中国古代美术小丛书》系列、《国宝日历》等一大批普及性较强的“文物版”图书。2016—2017年,经过充分准备,又陆续推出了30种书法教材、340多种“东方画谱”高清大图,普及读物方阵初具规模。


  数字转型、融合发展。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传统出版的思想观念、内容生产、推广传播、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都受到严峻挑战。如何将传统出版的内容资源优势延伸到新兴出版?从2013年起,文物社利用国家专项资金的支持,搭建了文化遗产数字多媒体资源库、多功能视讯云平台和3D制作体系技术系统,依托项目成立了数字技术制作中心和数字出版中心。


  在对存量资源数字化加工的同时,文物社启动了增量数字产品体系的设计和建设,形成了较强的数字资源加工、数字产品制作和数字技术服务能力,推出有移动端视音频制作、动画片、在线教育课程制作、虚拟现实与三维交互内容制作、全媒体普法栏目制作、移动端虚拟现实(VR)内容制作、交互式触摸展示系统内容设计制作、数字化文物的数据采集与制作、全媒体内容出版、3D立体影像内容制作、移动APP集群等多种形态的数字产品。


  目前,文物社正利用数字化项目建设形成的生产能力,依托现有的内容资源与业务渠道,创新产品体系,实现传统出版与互联网出版的有机融合:通过全媒体图书产品,实现纸媒载体与互联网平台间内容融合;通过在线教育课程制作与实体培训学院建设,实现线上虚拟课堂与线下实体课堂内容间的融合;通过资讯类产品,实现传统出版与互联网出版的内容融合。同时,创新商务模式,通过与相关业务单位在新领域、新渠道方面的全新合作,带动文物社全面数字化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

  【战略篇】


  60年后,我们再出发


  如今,文物社累计出版不同档次、不同规格的精美图书8000余种,总印数超过4.2亿册,占全国文物考古图书发行总量的90%,已成为我国文物考古出版事业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文博界、出版界宣传、普及、传播文化遗产知识的重要阵地和生力军。


  如今,文物社有200余种图书先后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古籍图书特别奖、一等奖,中国优秀美术图书特别奖、金奖和银奖,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中国建筑图书奖、中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等。


  如今,文物社紧紧围绕抢救、保护、宣传、展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这个中心任务,根据出版形势和市场竞争需要,艰苦创业,积极推进改革,不断提高出书质量和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未来,文物社的总体发展战略定位是:立足文博界,面向全社会,多种媒体,综合经营,走内部扩张式集团化战略。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文物社将切实做好以下工作:


  ——保持和发挥专业优势,继续为文物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当前,我们正经历着深刻的时代变革。一方面,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文物事业快速发展,新资料、新思想、新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异常尖锐。在此背景下,文物社只有配合国家文物局中心工作,坚持专业立社,不断用出版的图书为文物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支持和服务,才能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进而为文物事业的大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继续调整出版结构,让社会公众共享文物事业发展成果


  当前,针对人民群众日趋旺盛的多元化、多层面精神文化需求,文物社将加大供给侧改革,有意识地开始3个转变:在图书题材上,从注重学术研究和新成果、新资料出版,转变为学术与普及并重,出版更多文化含量高、群众喜闻乐见的普及类图书;在出版载体上,完成从纸质版向全媒体转变,以满足社会公众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在发行方式上,实体与网络渠道并重,从单本发行转变为整体营销,争取经过几年努力,实现图书品种、风格和载体的极大丰富,使文物社的图书更具吸引力、感染力。


  ——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发展动力


  一手抓融合发展,创新生产运营方式,以不同的媒体形式来充分利用内容资源,实现图书—期刊—影音—全媒体的横向拓展;一手抓企业重组,对社、厂机构、资产、业务、管理进行整合,实现内容编辑、制版印刷、营销发行的产业链向纵深拓展。最终形成集图书、期刊内容策划编辑、制版印刷、营销发行、文创产品、教育培训、数字产品制作、服务业务为一体的出版传媒集团。


  ——加强对外交流,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增添活力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背景下,文物社将在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布局下,利用本社图书在海外的良好口碑,下大力气策划适合海外市场的图书;积极参加国际书展,进一步加强海外营销网络建设,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引进既精通外语又熟悉版权贸易的人才,打造对外合作团队,在版权输出和引进上,力争创造新的佳绩。


  ——创新传播手段,提高传播能力


  传播决定影响,文化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还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文物社将花大力气拓展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进一步提升本社的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


  【获奖篇】


  20世纪80年代,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的《中国博物馆》(14卷)获得日本文部省奖。


  1989年,《中国美术全集·玉器卷》在德国莱比锡新闻中心举办的国际最佳图书展览会上荣获“造型优美 印制精良”奖。


  1993年,《中国文物精华》《清代宫廷绘画》在印度举办的第五届世界印刷大会上,荣获优秀印刷奖。


  2007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08年,《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获“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


  2009年,《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获“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和第二十届香港印制大奖;《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世界遗产·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蓟县独乐寺》获第一届中国建筑图书奖“向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应县木塔》获第二届中国建筑图书奖;《太仓文物精华》获第二届中华印刷大奖铜奖。


  2010年,《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和《闻宥落照堂藏青铜器拓本》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秦始皇帝陵》荣获第六十一届美国印刷大奖“班尼金奖”。


  2011年,《新中国出土墓志(共10卷)》《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秦始皇帝陵》分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装帧设计奖和装帧设计奖提名奖;《中国古代砖刻铭文集》获第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三等奖;《长安新出墓志》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12年,《凿枘工巧——中国古卧具》获中国最美的书荣誉奖;《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获国家重大出版工程项目“特别贡献奖”;《成都出土历代墓铭券文图录综释》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13年,《中国法书全集》《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和《文物》月刊分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和期刊提名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髹饰录解说》《中国版刻图录》入选首届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目录。


  2014年,《清代家具(修订版)》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开成石经(珍藏版)》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


  2015年,《秦始皇帝陵出土二号青铜马车》获第六十六届美国印制大奖优秀奖;《陈簠斋彝器全形拓精选(一)》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一等奖;《中国唐卡文化研究丛书》《丝绸之路》分获第二十四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银奖、铜奖。


  2016年,《中国皮影戏全集》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袁氏藏明清名人尺牍》和《觯斋瓷乘》《晋祠文化遗产全书》分获第二十五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银奖、铜奖;经龙装苏士澍书篆书《心经》获第二十五届优秀美术图书“金牛杯”优秀装帧设计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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