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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好历史类大众图书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时间: 2018-05-16

  □阎宓

  核心阅读

    写好历史类大众图书,首先要求作者对选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学科前沿有相当敏锐的认识;其次要求作者有比较亲切的表达能力,也就是文笔要流畅、叙事要清楚;再次,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有个好的选题,这不仅是写作者的工作内容,更是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优秀的出版人应该帮助写作者发现有价值的选题,打开作者的写作思路,激发作者的创作冲动,最终使作品一气呵成。

    历史类图书长期以来都是比较受欢迎的阅读品种。人们喜欢读历史书是有道理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在历史类图书中,供大众阅读的通俗读物又有巨大作用。它们动辄十数万甚至上百万的销售量,足以影响舆论,塑造人们的思想。

    写好历史类大众图书是不容易的,首先要求作者对选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学科前沿有相当敏锐的认识,这样才具备写出好作品的基础;其次要求作者有比较亲切的表达能力,也就是文笔要流畅、叙事要清楚;再次,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有个好的选题,这不仅是写作者的工作内容,更是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优秀的出版人应该帮助写作者发现有价值的选题,打开作者的写作思路,激发作者的创作冲动,最终使作品一气呵成。

    那么,如何才能写好这类图书呢?笔者总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有新的写作角度

    历史书就是讲故事,这个道理许多人都明白,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故事讲好。其实这主要是个讲故事的角度问题。比如说,中国古代2000余年的558位帝王,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逊清废帝溥仪,略微有名点儿的帝王都被翻写过无数遍了。不过,历代正史往往是以政治史为主要撰写内容的,后代的写作者又往往以正史为依托展开写作,致使人们读了太多的帝王政治运作,时间长了,当然味同嚼蜡。

    如果换个角度来写,比如从帝王的爱好、性格、感情方面入手,辅之以相当的政治运作、王朝更迭,也许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帝王也是人,除了极个别的“工作狂”外,他们也有爱好,也有生活。人们往往对这方面的情况所知甚少,有些则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缺少相对可信的书面文字的支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设计选题,并找到合适的、有研究心得的作者,必然能够有所突破。

    其实这方面可写的内容有很多。宋太宗赵光义酷爱书法,苦学王羲之,每次写出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品,就要派人送给书法名家王著评鉴。王著看过墨宝后,评鉴总是两个字:“未善”,也就是“不怎么样”之意。宋太宗不服,心中恼火,但气过之后,则是更加潜心临学,最终练得出神入化、笔法惊人。有人问王著为什么总给皇上差评,王著说,皇上书法固然不错,但如轻易夸奖,恐怕皇上不再用心了。如此君臣雅事,读来岂不如饮甘饴?

    清代的皇帝们极喜欢冰嬉活动,也就是溜冰,这个情节在电视连续剧《甄嬛传》中有所体现。清太祖努尔哈赤曾拥有一支善滑冰的部队,战斗力极强。一次战斗中,这支部队一昼夜急行700里,发动进攻时对手尚一无所知,惊为神兵天降。

    写作的角度,其实决定了读者是否愿意把翻开的书继续看下去,是最能抓人的一环,所以要尤其重视。

    帮读者树立新观念

    出版人既是图书产品的制造者,更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者。作为出版人,不仅要自己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还要不断接触老中青学者,通过交流,把握学科研究动态,及时把自己了解到的研究前沿,通过图书的形式传达给广大读者,这是出版人的责任。

    历史学科的研究,是各学科中推进最大的,也是与读者关系最为密切的社科学科之一。一部包含新观念的历史类畅销书,说小点儿是普及文化知识,说大点儿就是开启民智。让读者真正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为什么会有今天,我们又会有怎样的明天,是文化人的使命。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出版人来说,都是这样。历史类大众图书,一定要把史学研究的新成果自然地融入写作中,令读者在不经意间获得新知,真正能够通古今之变。

    提起魏文帝曹丕,人们立即会想到其弟曹植,还有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曹操共有25个儿子,长子曹昂在宛城大战时为掩护父亲撤退而遇难。曹丕是次子,文学造诣丝毫不逊于曹植。曹丕与曹操、曹植父子三人,在文学史上并称“三曹”。曹丕有多方面的文学特长,除了诗歌,还擅长抒情散文与理论文章。他在自己的文学理论文章《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此等境界,与他在一些影视剧中不学无术、只靠阴谋权术得逞的形象大相径庭。难怪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曹丕“天才俊发,非子建所能压倒”。民间流传甚广的兄弟争位,的确是有的,但所谓“七步诗”的故事,根本于史无凭。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通常在中学教科书中都有,那为什么还要再读历史书呢?因为教科书只是一个学习的起点。人的一生,是不能停止阅读的,这也正是出版人存在的价值。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的“澶渊之盟”,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给予辽国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有中学文化程度的读者,一般会认为这是屈辱的城下之盟,是不平等条约。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宋朝的这笔开支较之宋辽开战须消耗的军费,不及百分之一。正因为有了这个盟约,宋辽间100多年再无战事,而每年给予辽国的岁币,通过贸易顺差,其实又回流到了宋朝。

    妥协和战争,都是国家间矛盾的解决方式。读过这样的历史后,现代人是否会有所感悟呢?

    对历史的解读要深入

    深入性其实包含了视野宽阔、分析透彻的意思。当今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手机阅读的普及,便得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大量信息。一般来说,只要是印到纸上的精彩文字,通常很快就能在移动互联网上读到。因此,在以往时代旧书翻新、炒冷饭的图书运作模式,在当下已经很难取得很好的市场效果。“畅销过的图书还会畅销”的出版界名言,恐怕要改成“有深入性的图书才能够畅销”了。

    就历史问题而言,数十年来已经少有未被涉及的内容了,那怎么办?想要在相对旧的选题上出新,就得深入下去。同样解读一个话题,却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文化体验,这样才能不断推陈出新,引领阅读。

    说到视野的宽阔,往往能让人对一些史事有全新的认识。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煤山,明朝灭亡。除了统治阶级的种种倒行逆施之外,从全球范围来看,从1618年至1680年气候变化异常,革命、旱灾、饥荒、侵略、战争、弑君等一系列事件与灾难蔓延世界各地,这被称为“十七世纪危机”。其中仅1640年到1650年,就有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死亡,而明朝的覆灭,正是在这一时段。历史是复杂的,单线条的解读既流于武断,又易令人生厌。我们的图书产品,要注重多种可能性的分析。事实上,历史本身也是综合因素合力的结果。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国人熟知的名字,被斥为“甲午祸首”,其形象在一些文学作品、影视剧中都有体现,但又有多少人注意过他在甲午战争后跟中国的纠葛呢?这里只列举两件事,一件是他与1898年的戊戌政变有关。当年,伊藤博文来华游历,维新派想请他赞助新政,还安排他在西苑勤政殿面见光绪帝,并在他面圣前递上了聘请其为顾问官的奏折。此举坐实了守旧大臣“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如同)拱手让人”的警告。慈禧遂下决心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另一件是1909年,朝鲜抗日义士安重根在中国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从容地穿过俄军仪仗队列,击毙了伊藤博文。仅这两件事情的背后,又有多少历史可以解读啊!

    著名史家钱穆先生曾说,一国之国民应“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样“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如此说来,写好、出版好历史类大众图书,就是在为我们国家塑造发展之希望。这应该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的原因吧。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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