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丁玲曾多次与新华书店有过交往。1949年丁玲路经刚解放的石家庄到北京时，她没

　　《中国》发行遇阻

　　丁玲体谅“新华”难处

　　1952年12月28日当时的邮电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决定，自1953年1月1日起，图书、杂志的发行实行分工专业化。图书的发行由新华书店负责，杂志的发行则按照“邮发合一”的原则由邮局发行。因此，新华书店负责发行杂志的机构撤消了，一些业务资料统统移交给了邮局，工作人员也都调往邮局。1984年，由中国文联主办，丁玲担任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中国》(双月刊)出版问世。由于刊物出版时已过了邮局征订期，故头几期暂时交新华书店来发行。当时《中国》杂志是由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负责向全国基层书店供货发行。各地新华书店负责零售，但不接受读者预订。开始时，第一期《中国》的基层书店订货量还可以，达到27万册，但从第二期起，由于各种原因，发行量逐期下降。

　　丁玲同志为此很着急。但她没有不问情由，一味指责发行渠道不通，“瓶颈”不畅。她与书店同志联系，把书店同志找到家里，问清发行量上不去的原因，帮助书店同志研究改进的措施。当她了解到书店承担了种数繁多的图书发行任务，不可能每种书都深入到读者中去做工作，进行广泛征订时，她提出刊物本身应该加强宣传的观点。她认为，首先使读者了解有这样一本杂志，其次使读者了解杂志的编辑方针和每期内容，最后还应当让读者了解到哪里可以买到这本杂志。只有这样，才能使杂志在读者中间产生影响。在接触中，丁玲还详细询问了与《中国》类似性质的杂志有哪些。我们告诉她，1984年全国已有杂志3907种，总印数21亿册，其中文艺刊物约占十分之一。有的通俗文艺刊物，如《大众电影》等发行量达几百万册，占据了市场很大份额，而严肃文学刊物发行量相对要少得多，这是读者阅读习惯造成的，书店和邮局都在努力，但一时很难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阅读趋向。

　　经过交谈，她意识到《中国》发行量上不去的另一个原因是同类刊物比较多。她认为唯一的办法是使刊物办出特色，提高质量，在众多刊物中使《中国》能脱颖而出。最后，她还十分关心主渠道——新华书店的地位和作用。她希望新华书店要发扬自己的光荣传统，以加强改革来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丁玲特别认为新华书店发行的图书应该社会效益是首要的，不能为了钱去发行一些不该发行的图书。她认为要重视主渠道——新华书店的作用，而新华书店也要发挥无愧于主渠道称号的积极的主导作用。 

　　意外的“回信”

　　难忘的“会面”

　　为了使丁玲同志对发行工作的情况能有所了解，更多地听取她对发行工作的意见。我于1985年1月12日给丁玲写了一封信，向她介绍了发行工作的情况，特别是当时发行任务与工作条件不相适应的情况。我满以为她可能看看就算了，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每天的事情很多，我的信是不会有回音的。哪想到事隔不久，就收到了丁玲亲笔书写的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她首先“检讨”了自己不了解情况，没有体谅到书店的困难。她对所编的《中国》能在短期内出版发行，向出版、印刷、发行的同志表示感谢。她还谆谆告诫我们要走“改革”的路子，对“改革”要有决心。她热情地表示了愿意听到我们对刊物的意见。隔了几个月，当我写信向她汇报《中国》的发行情况时，她于1985年6月21日又一次热情地写了回信，邀请我与当时在北京发行所工作的潘国彦去她家面谈。

　　丁玲当时已有81岁高龄，但她思维敏捷，言谈亲切，一头花白的头发尽显沧桑。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她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当我们按时到达位于木樨地22号楼她家时，她在陈设朴素，仅有一幅她的油画肖像和一尊她本人的半身雕塑作为装饰的客厅中，专门抽出时间与我们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她详细地询问了《中国》与其他刊物的发行情况，十分关心书店开展工作情况，使人感受不到是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在谈话。尽管《中国》这一刊物出版不久，广大读者还不熟悉，而且在刊物的发行工作方面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她没有责难书店，而是详细地了解书店工作中的困难和读者的反映，和我们一起商量如何进一步改进《中国》双月刊的编辑工作，使之更适合读者的需要。她一点也不盛气凌人，而是和善地了解具体情况，研究如何改进工作。这种平等待人，以普通人身份谈话的精神和气度，使我与潘国彦深受感动。在这次会谈中，我们还认识了当年丁玲的秘书王增如同志（后来她调至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

　　在与丁玲交谈过程中，使我想到一种书刊发行量的大小，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向她做了汇报。我们认为，首先质量还是第一位的。中国过去有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图书内容质量好，而且符合读者需要，则发行量肯定能上去，即使暂时上不去，最后还是会被广大读者认可的。其次，要加强宣传推荐工作，使广大读者在了解到他们所需要的书的出版情况，因此，图书宣传、图书评论、图书目录、图书广告等宣传措施，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发行量的。第三，要加强发行工作。一方面要使读者了解书店内销售的图书，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让读者能方便购买到书，包括发行人员也要熟悉图书，要热情地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替读者找到所需要的图书或介绍一些内容类似的图书供读者挑选。第四，印刷、装潢要精美，定价要适当，这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读者购买和造成发行量大小的一个因素。

　　丁玲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1年了。她就《中国》(双月刊)的发行，对发行工作的关心和对主渠道——新华书店的关怀、爱护，使书店人员不仅受到鼓舞，久久不能忘怀，更重要的是使从事发行工作的书店人员感到担负责任的重大。

　　（作者系新华书店总店原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