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晓群（辽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针对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许多具有 鼓舞性的概念，如大发展、大繁荣、新高潮、创造活力、软实力等等，读起来让人心潮澎湃。柳斌杰署长的几次重要讲话，尤其是答英国《金融时报》等中外媒体的采访，全面、清晰地阐述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现行政策。所有这些，都明确地传递着一个信息：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即将跨入一个新纪元。

　　十六大以来的短短5年里，有100多家出版社、1000多家报刊社转制为企业或企业化管理。改制后的出版发行企业，国有资产年均增值40%以上，经营收入年均增长30%以上；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也不示弱，以往巨大的版权贸易逆差，在法兰克福书展等重大国际书展上得到了根本性扭转。出版改革的作用，可以用“立竿见影”来形容。

　　应该说，整个新闻出版行业确实已经到了“更上一层楼”的时候。但这一次的任务更艰巨，改革的内容更丰富，需要我们有更加充实的思想准备、更为周密的理论思考。比如，我国目前的经济大环境，一方面提倡“又好又快”的发展方针，另一方面又发出不要“过热过猛”的警示，恰恰昭示着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艰巨性所在。我认为，当前应从三个方面多做一点理性的思考。

　　其一，多做一点行业结构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许多思想出笼，诸如，把新闻出版行业定位为经营性产业和公益性事业两大部分，两者在未来的发展中，享有不同的政策。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公益性”为例，首先，需要更加明确“公益”的范围，有时事政治、少数民族文字、公共文化积累和古籍整理等内容，是否还有各种门类的学术研究、社会普及教育、各种团体的文化建设、国家文化战略的落实等内容？对此，需要做更为全面、细致的研究，确定“公益”的范围，杜绝随意性。其次，公益性出版的补贴方式也不同，现有的所谓“体制补贴”并不到位；某些地域性的公益部门的“必然存在”是计划经济的绪余，大概也不会长久，况且不同地域的差异也很大；资助的方式要进一步明晰，避免政出多门、形式多样，资助措施的关键是能否在政策法规的层面上，拿出像差别税收、招投标大项目一样比较明确的办法。另外，还有许多个性的问题，像公益性部门责任的建立和行为的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