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尘封了50年的《星火燎原》“未刊稿”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这标志着毛泽东同志一

　　2月14日，记者在北京301医院采访了已是膀胱癌晚期的黄涛。正在输液的老人谈及《星火燎原》，谦虚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作品，也不是我一个人编辑的，是很多人完成的，是集体的功劳。在实际工作中，别人做得比我多，我主要是组织工作。”

　　但解放军出版社的编辑告诉记者，就在前几天，88岁的黄老在医院还托人捎口信，请出版社来人，他要当面交待修订再版《星火燎原》的具体意见。是的，这套倾尽黄涛和战友们26年心血的丛书，早已成为黄涛生命中的一部分。

　　黄涛简历

　　黄涛，原名黄宏基，1920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一个富户家庭。1936年在太原读书时即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外围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指导员、科长、政治处主任、大队政委等职。1956年起先后任总政治部资料科科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1975年任战士出版社副社长，1983年任解放军出版社顾问。1987年离休，现在总政魏公村干休所休息。

　　黄涛先后主持编纂了《志愿军英雄传》、《星火燎原》丛书（十卷本）、《革命烈士传》（十卷本）、《解放军烈士传》（十卷本）、《苦斗十年》（上下册）等系列丛书，著有《为英雄歌唱——史传写作的回顾》等书。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功勋荣誉章，1990年荣获全国第二届韬奋出版奖，成为解放军获得出版界最高奖的第一人，其事迹被载入中宣部出版的《编辑家列传》。

一种信念：对待精神财富像对待生命

　　1956年8月，总政治部向全军和全国人民启动“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当组织上把主持整理出版征文的工作交给时年36岁的黄涛时，黄涛欣然受命。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因为“文革”，这份他认为十分有意义的工作，竟会花费他和战友们26年的时间。

　　岁月就是这样，既无情也有情。无情的是，它让一个青壮年变为一个老人。有情的是，它又让一个老人对过去时光产生无法摆脱的眷恋。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关牛棚、去扫厕所、劳动改造，黄涛都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造反派要拿走《星火燎原》的稿件。当时身陷牛棚的黄涛，委托编辑部的一位编辑看管《星火燎原》，嘱咐他要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这份精神财富。当得知造反派准备抄家的时候，他又告诉老伴和孩子们：“咱家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但有关《星火燎原》的资料和图书万万不能撒手。”

　　自身都难保，为什么还这样做？亲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黄涛说：“我编《星火燎原》，有这么一种感情，很多人物是与我同时代的人，其中一些人我当年就认识。有些材料看到以后，如同身临其境。”让黄涛高兴的是，“文革”结束时，《星火燎原》的资料没有缺失。1982年，10卷本400万字的《星火燎原》终于与读者见面。

一种坚持：务实求真尊重历史

　　从1956年主持编辑《星火燎原》工作起，到1975年任战士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前身）副社长，再到1987年离休，31年的光阴里，黄涛先后主持编纂了《志愿军英雄传》、《星火燎原》、《革命烈士传》、《解放军烈士传》、《苦斗十年》等系列丛书。可以说，他一直在和军事传记出版打交道。

　　谈到传记编辑，被业界称之为中国“英雄史传之父”的黄老说，最主要的是真实性问题，“不仅事件的主要情节要真实，而且一些细节也要真实。”“虽然回忆录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难免有错。编辑工作不能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念，必须得一一核对。”黄老说。

　　为保证革命回忆录写一事确有其事，写一人确有其人，记者了解到黄涛编辑生涯中一个关于邱少云的故事。在编纂《星火燎原》之前，黄涛受命编写《志愿军英雄传》。在采写接受朝鲜授予荣誉称号的共和国英雄中，有关邱少云烈士的文字和资料甚少，而当时邱少云已牺牲近两年，他生前的战友或牺牲或调走，有些事迹无从考查。怎么才能找到线索呢？在调查中，黄涛得知邱少云被敌人炮弹燃起的烈火烧身的时刻，其所在团参谋长在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到全过程。凭借着这一线索，他派人四处追踪，终于找到这位团参谋长，后又通过这位参谋长找到曾经在邱少云牺牲的地方共同潜伏的战友孙友发，终于把邱少云牺牲前前后后的情况全搞清楚。《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就这样诞生了，成为流传至今的名作。

　　黄老慨叹：“那时候找一个人，找一条线索，难哪！东找找，西找找，花费了不少时间。”正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涛和其他编辑人员便被造反派戴上了“为彭德怀评功摆好”的帽子，遭到了批判和专案审查，罪名是在《星火燎原》中保留彭德怀名字，“为彭德怀招魂”。提及此事，黄涛深有感触地说：“历史是无法编造的，彭德怀从长征、抗战、解放战争，每个历史阶段都参加了，而且有的战役又是他亲自指挥的，不提到他，文章就没法写。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史学观，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

一种追求：真实性和文学性统一

　　如果说真实性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那么文学性则是传记编辑工作需要坚持的另一个原则。缺乏文采、干巴巴的文字，读者是读不下去的。而真实性和文学性统一，恰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但是，在编辑工作中怎么统一则是很大的难题。”黄老坦诚地说。

　　据当年参与编辑《星火燎原》的王梦岩回忆，当年他采访王冠南写中央苏区八县查田运动的稿子，跟着首长采访多日后，把初稿交到黄涛手里。可是第二天稿子就被退了回来，黄涛指示王梦岩重新采访，补充细节，解决语言生硬死板的毛病。于是他再次去采写，进一步了解到王冠南找贫雇农谈话等细节。改写后的稿子故事性强了，语言生动了，黄涛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当时还有很多。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为四篇文章举行研讨会。第一篇原稿的题目叫《出奇制胜》，本是一篇废稿，但经过两位编辑3次采访、3次修改竟变成了一篇好文章。第二篇题目叫《回民支队》。这篇稿件被拿起来又放下，断断续续近一年之久，四易其稿，最后不论在体现主题还是使用材料方面，都非常成功。第三篇题目叫《四连整风前后》。原稿主题鲜明、语言生动，但毛病是结构松散、人物凌乱。经过打散结构，重新组合，去掉3个人物，调换一段引文，改动几处不妥的描写，稿件被改成了一篇好文章。第四篇题目叫《地下医院》。原稿写得很一般，但揭示了人民是靠山的思想。为此，编辑部人员根据文中提供的线索，重新采访编写，在细节上做了合理想象，使得这篇很难使用的稿件，审稿时一路通过。

一种牵挂：身患重病不忘修订

　　作为老编辑，黄老说，编辑工作包含大量的案头工作，没有一种甘当配角、甘当无名英雄的牺牲精神，是难以胜任的。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黄涛主持编纂的《解放军烈士传》，1996年荣获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星火燎原》先后发行600多万册，被翻译成13个语种7种选本在国外发行。其中，《朱德的扁担》、《我跟父亲当红军》等36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10余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2007年9月5日，当得知自己为癌症晚期时，让黄老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星火燎原》。他说：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点，特别是拿掉的一些文章应该恢复，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文章要补上，不合适的用词也要订正。而对于自己的身体，他则说：“癌症对年龄大的人发展缓慢，我争取用一年半的时间，再把《星火燎原》从头到尾梳理一遍。”

　　是什么让一位身患重病的耄耋老人，如此牵肠挂肚，是《星火燎原》！52年了，黄涛爱着《星火燎原》，爱得是那么深情持久！1990年，他把获得的韬奋出版奖的全部奖金捐赠给解放军出版社，设立“星火燎原奖”，奖励年轻有为的编辑。之后，他又把个人省吃俭用的工资捐赠给家乡小学，设立的助学金名称还叫“星火燎原”。

　　摸着这套《星火燎原》，黄老轻轻地说：“就像见到了许多战友、许多将士、许多百姓，就像跟哥哥说话、跟姐姐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