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媒体在转载或摘发其他媒体上发表的作品时，既不通知作者，也不向作者支付报酬。这种“拿来主义”的风气在新闻出版界已存在了不短时间。一个时期以来，我本人就经常遇到这样的“拿来主义者”。
“拿来主义者”把被他们看中的他人作品随意拿去使用，一向都是只做不说。几年来，转载我作品的报刊不算少，转
贴我作品的网站就更多，但没有一家事前征得我同意，或在事后通知我一声，更没有一家按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主动向我支付报酬，邮寄样刊。“东窗事发”后，“拿来主义者”同样不老实，不规矩。其主要手法一是不理你，二是与你扯皮。2007年7月初，我发现某刊物转载我的作品后，随即与之进行联系。但经50多天的多次交涉，毫无结果。今年1月上旬，我发现另一本杂志在2年多前留下的刊发的我的文章。经数次打电话交涉，对方理屈词穷，不得不答应“执行著作权法”，称时隔太长，样刊没有了，稿酬可补寄，但却只给我汇来了10元钱稿费。今年1月下旬和2月上旬，我先后发现《××选刊》和《××俱乐部》侵吞我的作品后，随之与他们进行交涉。编辑除说了一声“将报告领导”，将我打发掉以后，再无下文。
“拿来主义”之所以如此猖獗，业内分析说，这恐怕与其不怕著作权法、不怕版权行政部门、更不怕作者这“三不怕”不无关系。比如，著作权法规定转载作品应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却没有针对不付、少付或长期拖欠稿酬等不法、不良行为规定相应惩罚措施，惯于钻法规空子的“拿来主义者”当然不怕。再如，版权行政部门对这类“小事”的投诉重于调解，轻于处罚，对侵权者缺乏约束力和威慑力“拿来主义者”自然有恃无恐。至于作者，在“拿来主义者”眼中更不在话下。鉴于作者在人力、时间、经济条件以及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资源都处于弱势，很少有人为一篇文章几十元、百十元的稿酬诉诸法律。
希望我国的著作权法律法规根据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新形势，得到进一步的修改，使其更具针对性、涵盖性、可操作性和对作者的必要的倾斜性，尤其要大大加强对违法侵权的处罚力度，从而使作者的合法权益能得到更加切实有效的保护，让广大作者感到无限欣喜，让“拿来主义者”因不能也不敢再对作者的作品奉行“拿来主义”而“叫苦连天”。与此同时，也十分希望版权行政机关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尤其是加强对“拿来主义者”的处罚措施，彻底改变他们的侵权成本几乎是零的状况。我想，如能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方面均不断加大力度，叫停“拿来主义”就会渐渐落到实处，媒体与作者之间和谐稳定的关系就会逐步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