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一个名为“毛虫与蝴蝶”的研究项目已经进行了两年，项目引导孩子们每天晨诵、午读、暮省，提倡师生、亲子共读、共写、共同生活。“他们成长后，可能做工人、农民，但当阅读成为自身的一种习惯，他们不读书就会产生一种精神的饥饿感，到时候，图书馆和农家书屋就有用了。”朱永新对这种方式充满信心。

加大公共文化服务力度　　小投入可以解决大问题

　　采访时，朱永新反复强调：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我们不是宗教性国家，政府必须提供一定平台，让老百姓耳濡目染我们的经典图书。许明则强调，阅读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非常重要，应该把推广阅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来做，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特别是贵州等西部农村。

　　许明认为，不仅要加大对西部农村的投入，而且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方式也要进一步研究。比如，最近贵州省某县图书馆新建了大楼，却没有图书，最后贵州出版集团捐献了价值2万元的图书，但是，一个大的图书馆只有2万元的图书能有什么作用呢？

　　去瑞士进行图书推广的经历让全国人大代表、作家阿来在两方面感触颇深：一是政府引导阅读不是花大钱的事；二是要提前策划好，在固定场所、固定时间举办，让公众有期待感。他发现，瑞士很多城镇都有艺术中心，中心甚至提前一年就公布下一年的活动安排，公众已经习惯在中心得到文化服务。阿来说，“相比之下，我们做的活动总感觉不那么恰如其分，而且这些活动目前还不能形成能保持的传统，很多活动都是临时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也要补课。”

　　“推进阅读其实是一项小投入但能解决国民素质提高的大事”，詹福瑞认为，应该推倒图书馆的院墙，公共图书馆收费不利于公民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一个县级图书馆，每年有5万元购书经费、5万元运营经费就可以满足要求了，财政在这方面应当有更大的投入”。

培育市场才能开拓更大市场　　出版业不能只考虑出书卖书

　　阿来认为，引导阅读其实也是一个市场开发的过程，阅读的人不可能都去利用图书馆等公共资源读书，出版业培育市场才能开拓更大市场，不能只考虑出书卖书。他告诉记者，国外很多书店在这方面与出版社配合得相当好，有自己的书友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

　　阅读重要，但阅读什么更重要。朱永新表示，政府和出版者都要下去仔细调研读者确实需要什么图书。比如儿童的色彩、空间想象能力非常强，早期阅读就应该是读、写、绘的时代，应该以绘本为主。每出一本书，出版社也要认真考虑，这本书会给孩子带来什么，而不是简单地用销量来衡量其价值。他希望出版社“减压”，免除一些不必要的费用，发挥在推进阅读中的作用，让更多孩子买得起书。

　　此外，代表委员们也表示，媒体影响力大，能够形成一定舆论氛围，应该更多引导阅读并为推进阅读造势。尤其是在阅读导向上，要培养更多专业的书评家，为读者负责任地推荐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