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思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研究知识产权的探索者之一。他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谈谈英国版权法》、《第一部跨国版权法》等文章，都是国人学习版权制度的启蒙之作。他翻译引入的许多知识产权方面的称谓和概念，有的为国家法律所采用，有的为大学教材所沿用。他撰写并多次再版的《版权法》、《知识产权论》等著作，至今仍是我们工作中必备的专业经典。学术界公认他为“中国知识产权研究第一人”，此誉毫不为过。

　　郑成思先生不仅在知识产权理论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同时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86年发表的《论我国的全面版权立法》的文章中，他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与政策取向，并追踪国际上最新研究成果和制度实践，提出了全面建立和完善版权保护制度的建议。在著作权法的制定以及第一次修订过程中，郑先生提出了大量的建设性意见。此后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制定，都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

　　郑成思先生在积极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的同时，还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符合我国实践发展需要的思想观点和具体措施。他是版权贸易理论的开拓者和实践者。发表于1982年的《版权法与商品的自由流通》和1986年的《论我国的全面版权立法》，大胆提出了“版权是一种商品”的观点。他一再指出：“获得版权不是目的，通过转让、许可等贸易活动取得经济上的收入，才是目的。”(1992年的《版权公约、版权保护和版权贸易》)他最早在国内提出要对计算机软件进行立法，呼吁给软件以有效的法律保护(1984年的《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问题》)。在版权贸易已成为经济常态和计算机软件成为支柱产业的今天，我们不得不叹服郑先生当年的超前眼光。

　　读郑先生的著述，能强烈地感受到他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他认为，“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很难再有四大发明”。他一直主张中国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又坚决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强保护”制度。在中国1992年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前后，他撰写了《如何利用国际版权公约》、《两个版权公约对发展中国家使用作品的优惠》等大量文章，帮助大家理解国际公约的内容，并为如何利用国际公约有效保护我国权利人的利益出谋献策。郑先生还多次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无报酬地拿走民间文学艺术去营利，无报酬地拿走地方传统医药去营利，是对这种知识来源地创作群体极不公平的。这两部分，在中国都是长项。如果我们只是在发达国家推动下对他们的长项加强保护，对自己的长项则根本不保护，那么在国策上将是一个重大失误。”铿锵之语，掷地有声，余音未绝。

　　三十年前，郑先生开始致力于知识产权研究时，版权在中国还是十分陌生的词语。三十年后，加强版权保护的作用和重要性逐步深入人心。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符合国情和国际规则的版权保护体系，法律制度不断完善，执法机制不断健全，服务体系不断加强，为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保障。随着版权保护制度的建立，版权产业快速发展，版权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步提高。加强版权保护，加快以智力资源和智力成果为基础的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当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已经成为国家总体战略之一。大家已经意识到，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使我国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总体目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对版权保护工作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郑成思先生的未竟事业。

　　作为版权管理工作者，我们要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推进版权保护工作。我们要坚持以发展、繁荣我国经济、文化和科技为根本，不断完善版权保护法制体系，加强版权行政管理体系，构建版权公共服务体系，建立社会参与体系，规范内部工作体系，强化国际应对体系，进一步提升行政能力和工作层次，增强我国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造、管理、保护和运用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服务。

　　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像郑成思先生那样，以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科学态度去追求真理，以为国尽力的责任意识和勤奋不已的工作作风去深入实践，抱定为版权事业奋斗终生、鞠躬尽瘁的志向，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一定能够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天，郑先生多年来所追求的“让中华民族从知识产权制度中持久受益”的夙愿一定能够实现。

　　逝者虽已矣，生者当有为。让郑先生为之献身的事业永续发展才是对郑先生最好的纪念。

　　（这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为《郑成思版权文集》所作的序，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