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闻1+1；电视评论；叙事范式

　　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新高潮，从广东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到重庆的“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公务员电视辩论赛，一轮新的改革已经蓄势待发，每个时期的改革的都离不开媒体激扬文字，挥斥方遒。例如，1978年5月11日，正是因为《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才掀起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为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30年后的今天，南方报业集团推出“思想解放”的专栏评论，重庆广电集团通过网络和电视对辩论赛进行现场直播都是有益的尝试。作为国家媒体的央视，理应在舆论上占领新一轮改革的至高点，当好思想解放的“舆论陪审团”和助推器。由于电视评论类节目的特殊性，在思想解放的讨论中往往充当着“意见领袖”的角色，风险与机遇并存，《新闻1+1》正是在这个契机下应运而生。它开创了央视专题评论节目的先河，其节目范式值得解读。

　　一、采用口播评论与图像评论的符合组合，力求突出电视评论的功能意义

　　口播评论是最早出现的一种电视评论形式，通常以本台的名义来阐述对事件的看法和思考，目前有两种形式，一类是配合新闻报道的口播评论，如央视《新闻联播》的“本台短评”，《中国法制报道》的“法眼观察”等。另一类则是专题式评论，如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新闻今日谈》，《时事开讲》等，尽管主持人的表情、动作、姿态、语气等非语言符号能传达出对该事件的态度、看法、评价等意旨，但电视技术的图像符号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展现，加上“电视评论”功能的某种滞后性，形成与平面体媒体“难分伯仲”的局面。《新闻1+1》则突破这一瓶颈，充分发挥图像评论的功能，同时运用人物同期声、画面、字幕、现场连线等多种符号组合来突显电视评论的功能意义。

　　“1+1”利用图像评论的优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画面的传真功能，作为口播评论论据的转述和触点，例如“林权改革：靠山能吃山”这期节目，前方记者在江西等试点地区对林农、林业局的采访和现场评述，北京国际新闻中心（BIMC)新闻发言人的同期声（并通过字幕和镜头语言两次强化）：“山定权，人定心，树定根”……这些图像评论的符号让抽象的政策可观可感，远远胜过演播室对集体林权改革的褒扬。二是通过各种符号的相互配合，呈现评论相应的画面，让观众从具象感知上升到抽象内容。节目通常采用的技术手段是1比1等大的双视窗或1比2的双视窗来实现符号的融合，增强传播效果。同时在短片中也尽量通过镜头语言来叙事，解说词充当新闻意见，避免看图说话式的新闻叙述。例如“华南虎事件余波未了”这期节目的短片说道：“纸老虎”事件之焦点似乎已经不在于照片的真伪，而在于一个周正龙的背后是哪些机构和动力，使一桩本不复杂的事情变得这样曲折。”配的镜头是周正龙不同时期的不同表情，镜头语言暗示着周正龙当时自信背后某种威权的能量，同时也反窥出相关官员目前应有的表情，极具反讽和调侃的评论意味。汶川地震后，“1+1”更是把“直播室”搬到灾区，推出多期“震后观察”系列节目，白岩松在现场进行采访，并即时发表评论，成为图像评论和口播评论完美结合的典范。

　　但电视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历史的逻辑，技术逻辑必须符合社会和历史的逻辑。因此，图像评论的归宿最终需要过渡到观察员体制性制度话语这个逻辑范式中，因此，“1+1”每期节目中都会设计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以观察员对该事件的论述和总结为节点，第二个段落则是观察员进一步探究事件机理和解决思路，结论也往往是开放性的，从而在图像评论与口播评论中建构起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推理关系，促使受众能对评论文本进行支配式解读。

　　二、 采用历史观的叙事框架，力求建构完整的媒介生态链条

　　历史观，并不是新闻学上的概念，这里借用著名史学家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观（宏观历史学）的方法来分析“1+1”的意见构成范式。根据黄仁宇对大历史观的叙述，同时结合“1+1”节目的解析方式，可以对历史观的叙事框架这样解读：把一个新闻事件放在历史时空的纵深视域中去考察，注重事件外部驱动力在事件本身逻辑中的关况，探寻短期、中期[1]历史背景下该事件与媒介生态其他因素互动和共鸣的临界点。不用单一的尺度和单一变量去衡量事件逻辑的或然性、必然性，而是对多维度的关联信息进行放大或者萃取，找到符合历史逻辑而非生活逻辑的阐释。

　　例如，“杨佳袭警案再反思”这期节目并不是因为影响巨大而作为选题，而是这个个案的本身反映出社会转型时期一种看似荒谬，但又必然发生的历史逻辑。节目在连线专家时也说道，杨佳属于“不定时聚合爆发”的肆虐性犯罪，犯罪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岩松也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一是关注每个人复杂的内心世界，观照部分网民对杨佳表示怜悯，赞扬背后的社会心态，进而从横向反映出普通群众对国家执法机关的刻板印象。二是站在一个历史的纵深图景下考察近年来国内外的类似事件，为受众展示出文明演进过程中社会生态出现的一些畸形和失灵，从社会心理层面厘清原因、过程，行为、动机等要素间的因果关系，最后把这类事件前后连贯，从超越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就具有了不可逆转性和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从而在这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中消解了人们对个体事件的疑虑和心理恐慌。而“新闻发言人”这期节目更是从历史发展的脉络对新闻发布制度进行梳理，并把该制度放在政府与公众进行良性互动的层面来解读，寻找制度本身的历史逻辑起点，为政府信息发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更深层的运动提供了驱动力 。

　　“1+1”还将某些新闻事件都视为历史和文明演进的节点，对人物、事件报道赋予一种具有历史感的仪式，通过民间视野的互动，推进具有观感的媒介生态链条，营造良好内外舆论。例如在新闻频道推出“日本周”报道期间，“1+1”连续一周推出中日关系的选题，节目从中日关系的低谷、破冰、融冰、迎春、暖春这个历史链条入手，进行纵向分析，同时从民间互动这个非政治性议题进行突破，力求在中日关系的冷暖中寻找到符合历史规律的答案，为观众呈现出国家意义层面上的中日关系，从新闻控制[2]的角度上说有利于引导受众理性地看待日本社会和民众。

　　三、节目样态摆脱单向度评说方式，力求形成平衡的话语场

　　传统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是大都是在新闻事实后进行附带性评论，评论的内容往往是主持人几句不痛不痒的批评和调侃，总体上是为节目的事实部分服务的。而且评论的内容也是经过多次审查，最终过滤到受众终端难免缺乏锐度和精度，充其量只能算作深度报道或者意见性新闻。而《新闻1+1》则开创了一种“双人舞蹈”的新范式，尽管董倩的身份是主持人，但与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和《新闻今日谈》不同，她会对节目话语系谱的惯性进行引导，对新闻意见进行有益的补充和平衡，形成双人立体交互式评说模式。如果说整个节目是沿着地球的纬线行进，那董倩的新闻意见就充当着经线的角色，在每一处关键交汇点发出疑问，引导受众多角度思考问题，从而平衡整个话语场。尽管主持人和观察员都会在既定框架下对某个事件的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时常会就某个细节问题作出两个不同维度的思考和解读。比如白岩松时常会用“我不这样认为……”的话语来呈现异质的、断裂的、相互取代的多种支配模式。在“红包怎么包”这期节目中，当白岩松把东莞市政府的红包计划与港澳进行比较时，董倩也提出质疑：“刚才你举的澳门和香港这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例子，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社会分红这样的方式，而我们今天说的东莞市它这种尝试性的做法是有条件的，……有可比性吗？”采用这样的节目样态是非常科学的，它既能避免直播中出现偏私或者无意识消解核心价值体系的细节话语，又体现了“不一样的解析”这句栏目宣传语的能指。

　　“1+1”保持平衡话语场的另一种方式是注重评论时机，对一些重大新闻事件的评论，采取不抢“第一落点”，只抢“第二落点”的做法。因为某些新闻事件需要一个调查和处理的过程，如果一开始就陷入舆论的狂躁中、只能增添同样浮躁的声音。只有当事件逐渐平息后，掌握翔实、准确饿材料，对事件有一个全景式把控，观察员才能作出最理性、富有建设性的评论。比如“被网络曝光的当阳市长交通事故”这期节目，关于该事件的新闻在2008年4月11日就已成为各大网站的头条，但“1+1”在相关部门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后才作为选题（4月18日播出）。“平安的翁安”也是在事发生12天后，处理结果已公布的基础上进行评论的。作为国家电视台，选取这类敏感事件进行评论是存在风险的，一方面需要新闻观察员的胆识和评论策略，更重要的是必须把握好评论时机，在大量新闻事实的基础上寻求忠恕、公允、客观、平衡的话语场。从各期节目看，“1+1”在对这类事件的评论中扮演好了到位而不僭位的监督角色，触及到了问题的内核。

　　四、选题遵循后院篱笆原则，力求从微观探讨上升为宏观框架

　　《新闻1+1》自身的定位为“时事新闻评论直播节目”，主要从时事政策、公共话题、突发事件等方面进行选题，而这三方面又主要着重于公共话题。与央视四套的《今日关注》和凤凰卫视的《新闻今日谈》相比，更符合著名主持人丹-拉瑟提出的“后院篱笆”原则，[3]把视角对准涉及公共利益价值判断的重大命题，这和17大中提出的“四位一体”的建设思路是吻合的。这样的选题既能避免宏大叙事框架影响受众对节目的首因效应，又消解了受众对政府与媒体“共谋”进行主题意义建构的疑虑 ，引导更多潜在受众“入流”。但节目并不仅仅停留在微观事件本身，而是剥茧抽丝，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通常会把一个社会话题抽象为体制机制层面的公共议题，为决策层提供一种思路和参见。

　　例如“奥运：承担与感谢”这期节目，在探讨百姓怎样去理解和遵守奥运期间的临时措施时，白岩松建议政策制定者能否在一些措施的细节处更以人为本：比如避免高速公路上的重复检查，单双号车行驶的时限能否后延至次日凌晨2点等。而“金龙鱼涨价 谁说了算？”这期节目更是从巨观层面去审视整个新闻事件，延展了话题维度。节目从食用油涨价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切口入手，看似一个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能解决的问题，却牵扯到发改委在管理中面临的二难选择，节目最后上升到一个宏大的体制性架构：油价问题的旨趣反映出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与企业、百姓之间的博弈和互弈关系。

　　在批评型或者舆论监督型节目中，“1+1”同样遵循这一原则，往往是通过个案反映普适性问题，探究制度中的漏洞，体制中的弊端，法律中的瑕疵，板子并没有打在个人身上，而是对整个制度层面进行反思，最终达到完善社会制度，促进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即使对个人进行批评也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不是把“病人”治死，而是把他们救活。因此，白岩松在进行这类评论时体现出很强的锐度、深度、纯度（不对个案进行过度解读），这符合舆论监督型评论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他留有一定回旋的空间，让话语弹性能够上下驰骋，例如，“阜阳疫情逐渐公开”这期节目选择了两个话题，一是阜阳的EV71疫情，二是天津新航站楼雕塑被拆，两个事件都涉及到政府信息公开与知情权、监督权这个国家层面的议题。在微观问责的同时，既让相关官员感到隐隐作痛，又给他们留下一个富于韧性话语场，督促他们通过媒体行使自己的“反论权”，[4]这样的做法既是一种“反面激”的新闻意见手段，同时也规避了政治风险，进而起到建设性监督的效果。随后就有阜阳官员出来澄清，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他们不具备发布疫情的行政主体资格。[5]而“替考，更大的作弊”这期节目则通过关注甘肃天水替考案，对各个权力系统和监督环节进行问责和督促，进而把该事件上升到国家安全和诚信安全的角度进行反思，在更大层面上建构着诚信危机和权力寻租规制这个宏大的议程。

　　五、关注网路议程设置，力求实现网络议程与传统媒体的对接

　　议程设置理论是1972年由美国学者麦思韦尔?麦考姆斯与唐纳德?肖提出的。议程设置使某些议题让公众感到显著和重要，从而关注。其核心内容是大众传播媒介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但能决定公众想什么。李普曼对此有一个“探照灯”的比喻:灯照到哪里，人们就关注到哪里。一般来说都是传统媒体进行议程设置，但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这个时期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的“碎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出现了变化，代之以一个一个利益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因此，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以往依靠某一个（类）媒介强势覆盖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6]胡锦涛在对人民日报考察时也说道：“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7]，网络无疑为各种阶层的利益群体制造舆论，构建社会语境提供了场所，最终影响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由于网络身份的隐匿性，导致话语的非理性和群氓性，传统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大都不会介入网络议程，“1+1”正是突破了这一樊篱，把一个个网络议程上升为公共议程，实现网络议程与传统议程的对接，在传播对象“分众”的背后满足群体的“聚众”需求。

　　例如“最牛别墅 更牛处理”这期节目就用网络议程串联起整个节目的事实和观点，从而聚合了多层次的新闻意见，呈现出从被网友曝光到事件处理后激怒网友的全过程，增强了舆论合力。节目中大量使用如“你给我一套房子吧，我愿意检讨一辈子，警告我三百次都行；只要交上检查一张纸，就能幸福全家一辈子”等网友的激进言论，这样的新闻组织方式并没有将新闻冲突塑造成精确与歪曲之间的冲突，而是塑造成表征的不同策略之间，合法的与被压抑的真实之间的冲突。 [8]而“平安的瓮安”这期节目，白岩松更是在“困惑于三天”这个段落中提到，正是因为网上第一时间出现了该事件的照片和视频，才使政府在进一步调查女孩死因的问题上开始提速。同时“1+1”短片部分的镜头基本都会选用一些网友的留言，有的甚至是抵制性的，这些镜头语言正是沿着权力和抵制的坐标运作的一系列冲突，当权力框架满足各种抵制时，就能为大众生产出快乐。“1+1”正是通过网络元话语和官方话语结构互搭梯子的方式让草根议程走上了公共议题的舞台，实现了更广范围内的受众集纳。

　　注释：

　　[1]由于个体新闻事件在历史长河中的微观性，它在探寻与媒介生态其他因素的互动和共鸣性时只能是短期或中期的，长期性历史背景只能通过对一个时期新闻事件的总体归纳来获得。

　　[2]这里所说的新闻控制不是指一定社会系统的统治者或者其它社会力量对新闻媒体、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行为的操控，而是指利用新闻传播实行对社会的调控，对社会大众言行的调整。

　　[3]丹拉瑟对“后院篱笆原则”的解释是，设想一天结束的时候，两位家庭主妇倚在后院的篱笆上聊天，一个问另一个：今天的重要新闻是什么？那么她们多半会谈论王妃的新生婴儿。（80年代，电视新闻关注最多的是这样三件事：英阿马岛之战、中东战争和黛安娜王妃的新生王子。）

　　[4]张国良在《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中 对“反论权”这样定义：“反论权”也称“反驳权”，指大众面对媒体发表批评自己（或与自己对立）的意见，可要求媒体免费提供版面、时间进行反驳的权利。

　　[5]《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必要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信息。因此，阜阳政府不是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的行政主体。

　　参考文献：

　　[6]喻国明：《直面数字化: 媒介市场新趋势研究》,《国际新闻界》，2006 年6 期。

　　[7]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版。[8]（英）菲斯克 ：《解读大众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06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