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 1984年那时候是夏季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

　　那一次的运动会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宋世雄:对，当时没有互联网，完全都是靠报纸、靠资料、剪贴，带了好几箱。当时，我们是在香港，在香港和无线电视台合作。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个条件能单独地去买它的报道权。

　　杨澜:您当时有没有遇到过很尴尬，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

　　宋世雄:是，特别是奥运会的开幕式。因为主要想的是报道比赛，没想到奥运会的开幕式搞得这么好。我们因为是第一次去参加开幕式，对一些过去接触不多的岛国、小国，如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都没听说过。要一点一点地去弄资料。

　　杨澜:有一些细节要到最后一个时刻才能揭晓，特别是关于火炬怎么被点燃，最后一个点燃火炬的运动员，或者是知名人士是谁，比如1996年阿里出来点火炬，你事先知道吗？

　　宋世雄:不知道，有几个悬念他不告诉你的，比如说，您说的点火炬的人这是最关键的，你从哪里你都问不到的，是最高机密。再有呢，就是谁代表运动员宣誓，谁代表裁判员宣誓，再有一个哪些国家元首出席，这都是很神秘的。

　　杨澜:阿里出来的时候，你能一下子认出阿里吗？

　　宋世雄:我没敢肯定，他帕金森已经抖得很厉害了，所以我不敢讲，就赶紧找马国力，他是整个报道团的负责人，但是他也不敢肯定，马上又跟别的人核实，确定是阿里，我们才赶紧报，这一关我们算过去了。

　　杨澜:运动员拿金牌的时候，以及失利时都该怎么说？比如说1988年吧，金牌一个一个的失之交臂了，您在现场怎么办？

　　宋世雄:一开始我觉得很惋惜，特别是李宁。李宁是我们体操界的头把交椅，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说了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但是唯有一点是我欣慰的，我没伤害过任何一个运动员或者任何一个队，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持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