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吴经国先生回顾了结

　　苏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

　　作者：吴经国

　　定价：20元

《奥林匹克中华情》第四部分

第七章　1993年北京申奥的“一票之谜”

　　1993年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年会是相当重要且关键的一次会议，因为该届年会必须选出主办公元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时参与申办的有北京、悉尼、柏林、曼彻斯特、伊斯坦布尔等五个城市。

　　北京投入奥运会申办工作后，不仅受到国际间的关注，更对两岸关系带来相当微妙的影响。台湾对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态度，也成为国际媒体密切关注的焦点。从政治上来看，1992年于新加坡举行的第一次“汪辜会谈”，照理应给两岸带来和解的曙光，实际上却并未如此。其实两岸人民都期望借由更多的交流、互动，为两岸带来和平的前景。北京申办奥运牵动两岸关系的发展，是突破僵局的重要契机。而身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我这一票在当时那个关键时刻到底投给谁，备受各界关注与好奇是必然的。

一、 打开另一扇窗

　　1993年4月，我前往大陆参加于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由于该年9月将投票选出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我的上海之行格外受到礼遇。访问上海期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人和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以及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等体育界重要人士都特别到上海亲自接待，双方也就北京的申办工作作了充分沟通。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也亲自飞抵上海，江泽民主席则以主办国元首的身份亲自接待。

　　根据我的观察，萨马兰奇对于北京的支持可说是溢于言表，因为他向来深信通过奥林匹克运动会这场国际最重要的体育赛会的举办，可以发生许多难以突破的改变，甚至为一个国家带来新的发展。韩国的经验就是极为成功的案例。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瞬间就把韩国从发展中国家转型成发达国家，不但经济建设、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就连国民的国际化、自信心，国家基础建设和体育设施，也经由主办奥运会的洗礼，整个脱胎换骨了。

　　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外交官出身的萨马兰奇认为，如果奥运会能在中国大陆举办，就有机会让中国打开一扇窗，与外界多接触，为自身带来新的思路和转型，让中国就此面貌一新。萨马兰奇一再强调：“有一个安定、繁荣的中国，就会带来区域的安定，进而带来世界的和平。”他从国际现势的着眼点来看北京申办奥运会的重要性。基于这样的理念，萨马兰奇毫不掩饰他对北京的支持，他更将这项工作视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任内的重要使命。

　　东亚运动会举办期间，我和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加斯伯（Ｇａｓｐｅｒ）陪同萨马兰奇专程前往北京访问，参加由北京举办的各项重要活动，包括体育及艺术方面的活动，以及北京申办工作的简单汇报。萨马兰奇还特别出席有关仪式，颁赠奥林匹克勋章给大陆体坛杰出人士。访问北京期间，确实能够深切感受到北京申办奥运会的强烈愿望与努力。但光有愿望是无法打赢这场战役的，北京仍有许多问题必须尽速改善。例如，北京的环境污染程度十分严重，如果未能尽快改善，对于举办如此重大且参加人员数量惊人的国际赛会，将极为不利。再者，所谓“人权问题”，也一直遭受西方国家的责难。至于大陆货币的使用问题，也是一大困扰，由于当时大陆一个是人民币，一个是外汇券，此种不统一的情况，实非一国际城市所应有的现象。

二、 两大投票考虑因素

　　其实北京自提出申办决定后，上述这些问题就一直遭到其他竞争城市的反复攻讦和挑战。为了寻求支持，中国奥委会主席、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及秘书长魏纪中、副秘书长屠铭德，于1993年来到台北，并亲自前来拜会，希望能获得我的全力支持。那一天，何振梁来到我的办公室，岛内新闻媒体蜂拥而至，将我与何振梁团团围住，他们所希望知道的就是我是否会支持北京。我深知这个答案的敏感度与连带影响，心中早已盘算该有怎么样的回应。

　　我向媒体的公开回答是：“我这一票的考量有两大因素，第一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第二是为了奥林匹克发展的利益。”环顾当时岛内政治环境的敏感、复杂，如果直接道出我所支持的对象，实非明智之举，而客观地提出我投出这一票的前提条件给好事者们参考，自认不失为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的好办法。第二天报纸大幅报道我对这一票的决定原则，我自认这样的回答确实给人很大的想像空间，却可暂时避开直接答复的为难。

　　我在公开场合虽未表态，但私底下，我与何振梁曾就整个申办城市的票选与竞争态势做了相当完整的沟通和说明，我以客观身份向他全盘分析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的背景，以及可能产生的不同投票行为；并建议我们两人应作不同的分工，共同努力让北京顺利获得200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

　　另一方面，台湾岛内却以极为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来看待这起事件，而此事更在政治力的影响下有着惊人的后续发展。岛内的一位商界领袖因为要开拓澳洲的商机，曾经和澳大利亚总理会晤；澳大利亚方面也积极通过这位商界领袖与政界的关系，希望促成台湾当局表态支持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

　　后来，我赴澳大利亚开会时，经由澳洲人士获得一项重要资讯，那就是一封由该商界领袖写给澳大利亚总理的信函，信中内容让人明显感受到当局对于北京申办奥运会的立场。

　　由于国际奥委会委员代表国际奥委会独立行使委员权利，我们的誓约当中最重要的一段话，即特别载明“不接受任何政治、宗教、种族与商业利益给予的压力”。换言之，我这一票必须本着良知，以自己最忠实的想法作最好的判断，借由秘密投票的保障，充分表达个人的意愿。因此，我虽然已经意识到当局对此事的态度，但我坚持谨守1988年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时的誓词，从国际视野的大格局来看待手中的这一票，并未因为当政者的意愿有所影响。

三、 决战蒙特卡罗

　　台湾当局也在9月初作出公开声明，内容是：“北京申办奥运会，台当局立场认为其所具备的条件并不成熟，可是投票是由国际奥委会委员吴经国个人决定，当局会尊重他的权利与决定。”从此声明可以看出，当局已充分了解国际奥委会宪章的精神。

　　1993年8月中旬，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湖进行氢弹试爆。8月下旬，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即在美国的主持、策动下，对中国人权问题发起抨击。就在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之际，形势和局面显然都不利于北京。

　　当年9月17日，我启程前往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决战地摩纳哥蒙特卡罗，出席该年的国际奥委会年会。当时五个申办城市代表和各国政治领袖云集，像德国总理科尔、英国首相梅杰、土耳其女总理德米雷尔（Ｓｕｌｅｙｍａｎ Ｄｅｍｉｒｅｌ）、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都率领大批幕僚出席，会场可说是冠盖云集。每位国际奥委会委员都受到各申办城市代表的包围与游说，希望能够给予支持。会议期间，我分别和五个国家领袖都进行了短暂的会晤与交谈。

　　9月23日，决定的日子终于到来。全体国际奥委会委员依序进入会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传统，所有非委员以外的闲杂人等，全都必须离开会场。为了做到完全的保密，只见安全人员拿着精密的电子仪器在会场各角落做地毯式的仔细搜索，目的就是要防止任何窃听、电子设备将消息传出场外，以确保选举过程绝不外泄。

　　由于会场内只剩下委员在场，发票、收票、计票等工作由委员们一手包办，由资历较浅的委员拿着投票箱走向各委员收票，全部未假手他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国际奥委会百年来的传统，选票都是由委员以手写方式将所支持的城市名称写在空白的选票上的，而且每一轮的选票颜色都不一样，以作鉴别。每个委员亲自书写的字体都会呈现在选票上，一点都假不了。写完后再一一投入票箱中，并交由计票委员进行开票、计票工作。但是当年的投票方式已从2000年开始改为电子投票了。

四、 投票结果揭晓

　　委员们屏息以待开票结果，第一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以6票首先遭到淘汰，德国柏林在第二轮中败北，英国曼彻斯特则在第三轮遭到淘汰，都无缘晋级到最后第四轮的决选。在进入最后一轮决战时，就在进行投票前一刻，斯威士兰籍委员突然以必须紧急赶回国内为由要求离场，原本在场的89名委员只剩下88名。 投票结束后， 由主持计票的塞内加尔籍委员穆拜（Ｍｂａｙｅ）将当选城市写在一张卡片上，并放入密封的信封中。再将信封交给萨马兰奇主席。全体委员配合电视转播，在预先指定的时间全都步上戒护严密的巴士，集体离开会场，被载往最后宣布结果的小型体育馆中。

　　在这揭晓的重要时刻，体育馆会场内五个城市所有代表和支持群众挤满会场。等大家都坐定后，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副主席陆续步上舞台，最后出场的是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他站在舞台中央，面对所有会场人员，从上衣口袋取出信封，当场撕开密封的信封。会场内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屏气凝神等待他念出当选城市的名字。当萨马兰奇念出“Ｓｙｄｎｅｙ”，2000年奥运会主办权由澳大利亚悉尼中选后，当场看到台下数百名悉尼的支持者在座位上欢欣鼓舞地又跳又叫，齐声高呼、相互拥抱、快乐地叫喊，久久不能停歇。其他四个同场竞逐的城市的代表们则显得垂头丧气，非常难过；尤其是北京的支持者，脸上凝重与沉痛的表情，与悉尼的兴高采烈形成强烈对比。那个场面至今仍鲜活地在我脑海里浮现，久久难以忘怀。

　　其实，我在最后一轮投票时，心中就有不祥的预感，北京这次极有可能会马失前蹄。在倒数第二轮曼彻斯特失利，无缘进入决选后，其支持者一定都会倒向同是大英国协一员的悉尼。果然，最后的票数是4５票比43票，北京仅以两票的细微差距败北。

　　分析北京失利的主因，关键在于竞选末期，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对中国人权问题横加干涉。这个动作，通过西方媒体的竞相报道，对北京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紧接着，联合国人权大会于日内瓦召开，中国人权问题再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这一连串不寻常的动作，给北京申奥造成极大的困难。在投票前一个月，大陆军事科技部门在新疆进行氢弹试爆，此举对于已经四面受敌的北京，更是雪上加霜。

　　从国际形势来论，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国家，基本上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因为举办奥运会而增强国力，因为中国的强大将会与西方国家在战略观点与利益上有很大冲突。在这场奥运会主办权战役中，中国能够获得这么高的票数，是因为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支持。但相当现实的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在地域分布上有先天的不均，与欧、美相较，亚、非地区委员在人数上要明显居于劣势，但此番北京第一次申办就能打进最后决赛，可以说是虽败犹荣。

五、 揭开“一票之谜”

　　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已经事隔多年，随着北京重新投入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申办，我当年的“一票之谜”又被媒体当做话题炒作。其实，当年在票选结束后，为了给历史留下见证，我特别将选票上所写的“ＢＥＩＪＩＮＧ”字样记录下来，留待日后有一天关心我这张选票流向的历史学者能有机会检视这张选票，届时即可依据这张手写的字样得到证明。

　　我还记得在出发前，父母亲即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这次投票，你一定要记得你是中国人。”他们并未明说要我支持北京，但他们眼中的期待，我了然于胸。另外，选后一个月，收到何振梁主席的谢函，除对于我的支持表示谢意外，更谢谢我为北京拉了不少票。

　　此外，1999年盐湖城贿赂丑闻发生后，澳大利亚的悉尼立即遭到是否在1993年的票选中有不当做法的质疑。当时澳洲奥委会主席柯慈（Ｃｏａｔｅｓ）当场向媒体坦承，在1993年9月22日蒙特卡罗票选2000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投票前夕，他曾以七万美金收买了乌干达和肯尼亚的委员；而他们原本是北京认为的两张“铁票”。这关键两票的流失让北京失去了奥运会主办权。柯慈的自白，终于为我的“一票之谜”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