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刚开始时确实找到了一些应该找到的人，可是随着人们的滥用，越来越多无辜的人受尽了折磨。8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志刚提议立法追究人肉搜索刑责。（人民网8

　　虽然有人认为刑法已经对名誉权进行了保护，立法追究人肉搜索刑责有管得过宽之嫌，但笔者却认为，这种立法很有必要——当然，并非专门针对“人肉搜索”的立法，而是针对“隐私权”的立法。

　　根据现代法律精神，“人肉搜索”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即“隐私权”的“网络暴力”行为——即使对于网友所谓的“不道德的人”，或者违法犯罪人员，如果没有经过当事人的同意，随意地披露了他或她的个人信息，都是不道德的。如果这一行为扰乱了当事人的正常生活，甚至对当事人的生命或财产造成了伤害，法律就应该对此类行为进行立法，惩罚那些伤害他人的行为人，以保护公民有尊严、有安全感地生活的权利。

　　一般来讲，“人肉搜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似于“寻人启事”，如“郭文珺拿金牌寻父”即是。但即使是这种“人肉搜索”，如果不是当事人自己提出或授权，而是在未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发布的，也有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一定的伤害，就像热心网友为郭文珺寻父发动“人肉搜索”，却使得郭文珺及其父母双方长辈和亲友陷入巨大尴尬一样——虽然谈不上不道德，至少也是不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另一种“人肉搜索”则类似于“通辑令”，发布这类“人肉搜索”的网友往往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打着“正义”或“公理”的大旗——尽管有些人将“人肉搜索”当成打击报复他人的有力工具，但在发布“人肉搜索”时，仍然需要用某种道德的口号使其行为合理化——号召网上网下的好事者“协同作战”，共同讨伐某个“不道德的人”。然而，不管这种理由怎么正大光明，这一行为本身都是违背现代法制精神的，是法治社会和法制建设的头号大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肉搜索”是现代信息技术与中国传统的一些社会弊病，如缺乏法制意识、权利意识与对他人权利的尊重，缺乏宽容，法制不健全，道德一元化等结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对“人肉搜索”为代表的侵犯公民“隐私权”之类的行为进行立法，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非常必要的，绝对不能说是“管得过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