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流，28年前我们亲手栽下的这棵小树，如

　　1980年的中国，春寒料峭。拨乱反正未竟，改革开放初萌，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此时此刻应运而生的《半月谈》，植根于新华园内，受到上上下下各方的扶持与关照，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俱备。

　　我在《半月谈》杂志主编、总编辑岗位上连续工作了十三个春秋，历经过创业之艰辛，也感受到成功的欢悦。这是我40多年新闻生涯中最难忘怀的一段经历。回顾初创时期走过的路，感触良多。许多年过去了，可那一件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可以说，《半月谈》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伴生共长的。杂志28年来出版近700期，约6000多万字（仅算公开版）。它记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记述了这28年间世界上发生的巨大变动。合起来看，可以称得上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这里的每一篇文字，都包含着编辑部同志们，也包括我的一部分心血和汗水。我们的心是与亿万读者的心，与我们时代的脉博一起跳动的。

　　创业艰难

　　1980年1月，东北正冰天雪地。我任新华社辽宁分社副社长刚刚九个月，正在沈阳采访，突然接到总社电话，调我回总社，而且刻不容缓，要求我迅速返京。

　　穆青副社长在同我谈话中，讲了总社受中宣部委托创办时事刊物《半月谈》的考虑，社党组决定让我参加筹办，担任主编并主持编辑部工作。另外两位主编是叶佐标、喻权域。国内部副主任李峰兼任总编辑。穆青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我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个刊物办起来，并且办好。

　　办杂志，对我来说是一件陌生的工作。自1957年9月从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到新华社工作以来，我当过翻译，做过编辑、记者，也在总社的部门和分社领导岗位上工作过，然而主办一本杂志，我心里打鼓，没有十足的信心。。

　　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编辑部。所谓编辑部，当时只有一间办公室，在工字楼四层，四五个人。除了总社的叶佐标、杨彦，还有从分社借调来的3位记者：四川分社的喻权域、上海分社的周永康、广东分社的陈业轩。办公桌上的一部电话机，还是从国内部地方编辑室借用的。真是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从零开始。

　　我们当时的心是不平静的。这个在三中全会后应运而生的刊物，寄托着党和基层读者的厚望。基层干部迫切要求恢复50年代的《时事手册》，为基层提供了解天下大事、学习时事政策的精神食粮。创办在80年代的《半月谈》，既要继承《时事手册》的传统，又要有崭新的面貌，适应80年代读者的口味，这个担子是不轻的。

　　我们在社内各部门的支持下，招兵买马，陆续凑上了十多个人，包括赵冰立、沈鼎、任家骥、张景媛、王秀珍、杨力、黄凤琴，还有从分社借调来的韩之非（黑龙江）、王体强（云南）、崔葆章（湖北）、曹绍平（青海）、王启星（辽宁）等。大家夜以继日地操办各项工作。从组稿、编辑、写评论、画版、校对、联系印刷、联系邮局，千头万绪，都得自己动手。记得我和叶佐标、杨彦骑自行车到位于展览路的北京2007工厂联系杂志的印刷业务，宋厂长爽快地接受了我们。赵冰立来回跑邮局。周永康动手画版样。喻权域同各分社联系。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有一种创业的激情，一定开个好头，干出一番事业。总社工字楼四层420室《半月谈》编辑部，电话铃声不断，灯火彻夜长明。

　　忙活了几个月，1980年4月，邮局征订的数字报来了：29万份。

　　杂志初创就有29万，且是在不当不正的5月创刊，这个数字不算少，可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目标，比起当年《时事手册》最高峰的150万份相距更远。我们没有灰心，因为人们对这个刚刚出世的婴儿还不了解，未识庐山真面目。我们要靠自己的奋斗，靠刊物的质量来赢得更读者，赢得未来。

　　记得那年5月10日，《半月谈》杂志创刊号上市的那一天，我专门跑到六部口西长安街邮局报刊门市部看看。看到我们编辑的小版本《半月谈》赫然摆在琳琅满目的杂志丛中，很是兴奋。

　　读者至上

　　改革开放初期，新事物新政策新问题不断涌现，干部群众非常关心形势发展，也遇到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我们坚定一个信念：必须时时记住《半月谈》的读者群在基层，一切要从他们的需要、兴趣、知识水平、接受能力出发。要在基层读者最关心、又不太清楚的问题上想题目，找线索，作文章，解答读者的疑难，介绍有益的知识，与读者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编辑部每次举行的编前会，总是七嘴八舌，各抒己见，争论热烈，总能碰撞出好的题目。如果说《半月谈》的成功之处，我认为与读者的心贴得很近，是重要一条。

　　读者至上，质量第一，成了我们办刊的信条。 基层读者希望系统地讲解国内外形势，我们便在杂志上编写系列形势讲话 “爱国主义讲座”，每季度综合介绍世界风云。基层读者希望解答各种政策问题，我们便开辟“政策百答”、“读者信箱”，从体制改革、市场物价、职工就业、工资奖金、家庭成份、离休退休、责任田承包、子女升学、计划生育、宗教信仰到防病治病，有问必答，很受欢迎。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问、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案问答、中央三个农村改革文件的独家受权发表，大大提升了创刊初期的《半月谈》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作为杂志的主编、总编辑，主要精力是组织报道，如同导演，把演员组织好，导出一幕幕精彩的戏剧来。组织报道，要高屋建瓴，纵横捭阖。中央的精神，生活的实际，群众的想法，记者的感受，要在我们的报道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1980年《半月谈》开展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讨论，1982年关于农民是否可以买汽车的讨论，1986年内部版关于乡镇企业道路的讨论，关于后门现象的讨论，都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组织的，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提高读者对时事的关心和兴趣，我在1981年提议每年在《半月谈》上推选本年度国内、国际各十件大事，集全年大事于一篇，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引人注目。后来，我们又推选国内、国际十大新闻人物。在全国报刊中我们是最先做起的，此后其他报刊后来也陆续这样做了。

　　办好时政刊物，需要撰写有自己特色的评论。对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的政策方针、人民群众关心的各种问题，表述见解，引导舆论。作为杂志的主编，我自然责无旁贷。刊物半月一期，每期要有评论打头，真是逼上梁山。逼，也有好处，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也就练出来了。从杂志创刊，到1992年8月离开杂志社，近13年间，我总共撰写了一百几十篇评论，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国内、国际，收获不小。

　　《半月谈》杂志仅用5年时间，发行量就达到500万份，在社会上，在读者中，名声鹊起。为了满足基层干部的需要，编辑部在1985年又创办了《半月谈内部版》。当时只有韦顺、余振鹏、王树成、沈鼎等几个人，后来又调来方正辉。几年功夫，内部版也办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刊物，发行量最高时达180万!

　　1987年夏，中宣部宣传局曹斌、戴舟两位局长找我，想把他们主办的《时事报告》交给《半月谈》杂志社办，因为原来在经济日报管理，发行只有三万份，不够理想。我们经过商量，由我和杨力去谈，同意接过来，但要改成与《半月谈》一样的版本，重新设置拦目，作为半月谈系列刊物在我们的网络内发行。中宣部同意我们的意见，达成协议。当年，经我们努力，《时事报告》就发行13万份，第二年上升到60万份，最高年份达到80多万。读者反映，这个刊物很有用。

　　这期间，我们还为满足少数民族读者需要，创办了《半月谈》朝文版、维文版。

　　1990年冬，世界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海湾战争，苏欧巨变，我们根据形势和社会需要，在社领导的支持下，创办了《时事报告音像版》，成立了电视部。编辑把时事报告录像，配上电视画面，出版发行，第一期就是我主讲的《世界的变动与中国的机遇》。在这之后，杂志社又与烟台电视台合作创办了《每周世界风云》电视专题节目，供150家城市电视台播放。我和李峰成了这个节目初期的主持人。这个节目的创办，为后来新华社音像中心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我曾把当年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一句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作了改动，提出：“神州处处有人烟，有人烟就有半月谈”。到1992年我调离半月谈杂志社的时候，杂志的发行量达到724万的最高峰。可以说，天涯海角，无处不在。

　　“大编辑部”

　　《半月谈》杂志是一个很小的编辑部，开头两年，编辑和经营人员加在一起也就20多人，到80年代末期也只有40多人。虽然有新华社作靠山，但如何尽快把发行量促上去，提高刊物影响力，是我们面临的头号问题。我在编辑部喜欢讲这样一句话：“办好刊物，一靠质量，二靠宣传。”我们靠优质赢得读者，靠宣传扩大影响。因此，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作者队伍、记者队伍、通讯员队伍势在必行。

　　于是，我萌生了一个在全国建立通讯员网络的想法，得到李峰、叶佐标、喻权域的支持。我们与各省、地市委宣传部联系，请他们帮助推荐通讯员。编辑部从1982年起开始建立通讯员队伍。我们在总社召开第一次通讯员会议时，只有14位通讯员，后来逐步发展壮大，到我1992年离开半月谈的时候，已扩大到五百名，遍及全 国各地市，还在中央各部委和总社各编辑部聘请了80多名特约记者。他们为我们反映情况、组织稿件、宣传发行，成为我们事业起飞的重要一翼。《半月谈》的普及，他们功不可没。

　　这支训练有素、特别能战斗的通讯员队伍，被称为“半月谈的秘密武器”。一批老通讯员，如宋宝宏、张柏楷、武政、韩子英、田恒铭、李洪斌、李美清、王德艳、李金茹、潘杏英、徐雅芳、李艳芬、高兴春、刘扬演、丁秋江、沈鹏千、 吴声和、曹晋杰、钱国松、李玉廷、赵福天、于振华、 王仁扬、胡国铤、刘仁远、赵似楠、吴宝炎、韩尚义、王宝础、孔祥广、刘朝清、郭志彩、杨樱、雷涛、何成宗、孔庆芳、蒋中任、钟焰红、涂前禹、 涂普生等(恕我不能一一列举)，都为《半月谈》事业的兴旺发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那种热情，那股干劲，那份挚着，实在令人感动。这些人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的主张是，对通讯员队伍不能只是索取，而应当给予。给予什么呢?他们大都在各地各级宣传部门工作，最需要的是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因此，我们把业务培训作为重点，每次开通讯员会都为他们请人作国内国际形势报告和新闻、宣传工作讲座。中宣部领导同志廖井丹、郁文、邓力群、王大明、曾德林、王维澄、郑必坚等都到半月谈通讯员会议作过报告。我们还专门组织业务培训班，让他们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增长才干。参加者甚为踊跃。

　　我们把通讯员当作自家人，通讯员也把编辑部当作自己的家。久而久之，“大编辑部思想”便酝酿成熟了。1987年9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半月谈》第九次通讯员会议上，我在代表编委会作的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大编辑部思想”，这是我们办刊的重要指导思想。办好这样一个发行量巨大的时事政策性刊物，不能只靠40人的小编辑部，要靠包括特约记者、通讯员在内的500多人的大编辑部，要靠新华社、中宣部以及各级党委的支持。这样，我们的力量就不是单薄而是雄厚的了。这样，就可以拥有很大的优势，基础稳固，信息灵通，稿源丰富。

　　“大编辑部思想”的提出，在通讯员队伍中反应强烈。他们认为编辑部站得高，看得远，有战略眼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编辑部的领导是重视通联工作的，李峰、叶佐标、于有海和我都重视通联工作，每次通讯员会议我们都参加。通联部的席军、刘益清、杨彦、郑文珊、王京忠、姚杏泉、王秀珍等同志更是全力以赴，工作甚为细致。

　　1987年5月，河北沧州通讯员曹凤振同志病故，我和叶佐标同志得知消息后，立刻让通联部主任席军以编辑部名义发去唁电，给曹的爱人寄去200元钱。在9月北戴河通讯员会议开幕时，李峰提议为曹凤振同志默哀一分钟。此事在全国新闻界传为美谈。

　　由于杂志发行量大，试想，如果每份杂志一年赚一元钱，全年就有700万元的收入，还不包括广告。在经营发行方面，赵冰立、段立荣、陈柏松、杨力、于吉生、毛洪成、焦桂英、高云珍、来江铭、胡丙寅等同志都作出不小的贡献，为杂志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在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后，半月谈杂志社用自有资金创办了“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半月谈中学生奖学金”。

　　依靠社会，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回报社会，使我们的刊物立于坚实基础之上，立于不败之地。

　　进取为荣

　　刊物发展起来了，站住脚了，有一定影响和声誉了。这时我们听到的赞扬声也越来越多了。

　　在成绩面前，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刊物还有许多不足。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我们没有理由止步不前，采取守势。编委会的同志们在这一点上是非常一致的。

　　记得在1984年初，《半月谈》发行量超过350万的时候，编委会提出为实现“三五”目标而奋斗即 争取到1 985年《半月谈》创刊5周年时，发行量达到500万。后来，这一目标如期实现。

　　我曾在编辑部有个提议，杂志订数每增加100万，编辑部全体人员到全聚德吃一次烤鸭，以示庆祝。我们为此连续几年光顾和平门的全聚德。

　　在1985年5月，《半月谈》杂志创刊五周年的时候，李先念同志鼓励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面向基层，办好刊物。”陈云同志希望我们“谦虚谨慎为读者服务“。彭真、习仲勋、薄一波、徐向前、彭冲、胡厥文均题词鼓励。穆青同志的题词是：“辐射全国，影响一代”。我们不能辜负领导同志的殷切期望。

　　记得在1987年9月初，在北戴河召开的《半月谈》第九次通讯员会议上，我代表编委会提出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向着全国最大最佳杂志的目标前进”，把《半月谈》杂志办成全国发行量最大、最受读者欢迎的杂志之一。”能办到吗?后来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事业的发展，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1989年初，半月谈发行量第一次出现下滑，从上一年的500万跌到420万。我在《半月谈通讯》上写了《面对420万的思考》。在养马岛召开的第11次通讯员会议上，编辑部提出“重振雄风，夺回500万高地”。经过大家努力拼搏，1990年又恢复到500万。1991、1992年又连续跨越600万、700万大关，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发行量最大的杂志。
一个新兴的事业，也造就了一大批人才。不少曾经在《半月谈》编辑部工作的同志陆续走上了其他部门的领导工作岗位，如喻权域、周永康、王体强、崔葆章、曹绍平、王启星、余振鹏、肖英智、杨力、王树成、欧阳晓晴、王海征、方正辉、孙伶等。有些年轻人已在《半月谈》编辑部内挑起大梁，如张正宪、高萍、孙燕等。

　　“艰苦创业，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争创一流”，过去一直是《半月谈》编辑部的战斗口号。不计待遇，不讲报酬，不分长幼，不论职务，大家团结共事，一心一意办刊。杂志社直到1987年才有了一辆天津大发车，总编辑直到1991年才有了一间单独的办公室。那种氛围，那种心气，的确是令人怀念的。

　　由于工作需要，我于1992年8月调离半月谈杂志社，担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兼国内部主任。送别会上那动人的情景，至今仍激动着我的心。编委会决定奖励我一枚特制的纯金金牌，朝夕相处的同志给我献花。听着大家语重心长的鼓励，想起13年来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的同志情谊，我在讲话时禁不住泪流满面，甚至说不下去了。我写了一首《告别》诗，表达了我的心情：

　　早春时节辽沈还，受命主编半月谈。
　　书生耕耘长辛路，陋室运筹不夜天。
　　千篇文论议国政，十年风雨颂今贤。
　　心血浇开七百万，刊林竞秀向峰巅。

　　多载同窗办刊忙，往事回首情谊长。
　　敞怀同论天下事，执意争做刊中王。
　　闲来携手起歌舞，急时连夜赶词章。
　　精兵五百同协力，半月大厦作栋梁。

　　离开半月谈16个年头了。《半月谈》的事业，依然常在我的心中。《半月谈》大编辑部那些在编与不在编的兄弟姐妹，仍然留在我的感情世界中。我衷心祝愿《半月谈》事业在未来的年代里，像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样，继续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作者曾任半月谈杂志总编辑、新华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