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国运——南方记事》

　　作为一部全景展示广东改革开放30年历史进程的作品，吕雷与赵洪所作《国运——南方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意义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南中国，我以为，它是将广东这样一个曾经孕育孙中山等一代革命伟人、凝聚东西方文明之强大伟力

　　从《国运——南方记事》呈现给我们的内涵面貌上看，确实是在有意识地践行史诗性的历史写作，它描写了以广东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惊天地泣鬼神的改革开放变革命运的重大事件，它着力再现了这个事件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致力中华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领袖与精英，它揭示了中国崛起与世界发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辩证关系。当然，它并不等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确切地说，它是非虚构文学，是艺术的“历史”。这首先表现在，它遵循着非虚构性这个非虚构文学最重要的文体法则。在洋洋50余万言的叙述中，作者纵横捭阖、力求真实宏观多元多向地展示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波澜壮阔。作品通过前6章对20世纪初叶到70年代末期“农运广东”、“土改广东”、“跃进广东”、“文革广东”、“逃港广东”的悲情描绘，展示出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全国改革开放首选广东的必然性，这就是当20世纪中叶具有开风气之先传统的广东已现颓相、濒临衰落，整个中国面临天崩地裂的灾难之时，“一个‘富’字，擦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思路，不容否认，这个思路是从境内外贫富差距悬殊、偷渡逃港成风的深圳率先萌发成型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史上的一次英勇突破，从此，天蚕破茧，鲲鹏展翅，一条风樯阵马又波谲云诡的新路轰然洞开。”而从第7章“杀出一条血路”开始，作品则重点描述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和珠三角为中心的广东重生崛起的曲折历程，勾勒出广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最佳试验场和展示橱窗的全景图画，以生动的形象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关乎当代中国命运的迫在眉睫的严峻问题。值得肯定的是，《国运——南方记事》没有回避矛盾和冲突，而是真切表现来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方面围绕着“姓资姓社”等关键问题所展开的观念之争，以此显示改革的艰难和解放思想的必要。这在第13章“风雨兼程”写特区草创时期高层领导干部的思想交锋时，有很多描写。作品还对以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中央高层决策者，以及习仲勋、任仲夷、林若、谢非、卢瑞华、黎子流、厉有为、梁广大等省市领导干部，霍英东等港澳实业家在领导和推进广东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描述，以此来表明广东历经磨难与沧桑的改革之路凝聚着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同时也以此来寓意当代中国的坎坷国运。这样的真实再现可谓高屋建瓴、气象万千，显示出作者对“多难兴邦”的独特理解。作品之所以能够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催人泪下、促人奋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对于非虚构文学文学性的积极探索。正是因为有了对文学性的主动追求，《国运——南方记事》才显示出它作为艺术“历史”的魅力。当然，作为一部志在书写当代中国命运的非虚构作品，它并非尽善尽美。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再次肯定两位作者直面现实和历史的勇气和演绎艺术传奇的才气，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们才能够在文学的经验里重温激情燃烧的历史、把握风云激荡的现实、走向希望满怀的未来。（王 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