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让人悲伤的多事之秋：先是波及全国的奶粉事件，后是山西溃坝事件，再是黑龙江鹤岗煤矿大火、深圳龙岗特大火灾、河南登封煤矿瓦斯突发事故——数百生命逝去让人痛惜，暴露出的问题让人惊心，曝光出的官员

　　舆论纷纷为这一史无前例的问责风暴叫好，而这并非问题的关键。毕竟，问责不是一种政治表演，不是为了做给舆论看和讨好公众，不是为了安抚死难者家属和平息公众愤怒，而是让官员为自己的失职承担代价，在高调问责中震慑官员，从而避免悲剧的重复发生。杀鸡骇猴以儆效尤，问责更多是做给官员看，强化官员的责任意识，所以我更关注官员对这场问责风暴的反应。媒体不妨做个调查，以官员群体为对象，看看这场史无前例的问责风暴有没有对官员产生应有的制度性震慑。毫不隐讳地说，这场问责风暴还没有真正形成制度性威慑。

　　首先，问责缺乏一种“违规即追究”、“失职即问责”的内在驱动机制，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媒体和舆论的外在驱动。确实，许多事故发生后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问责有些时候并非制度自动驱动的，而是外在的舆论监督驱动的，是舆论关注的压力迫使问责制度运转起来。这种舆论依赖的表现是：只有某个事件引起强烈的舆论关注和激起很大的民愤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相关部门才启动问责制，处理几个官员给舆论一个交待。如果缺乏舆论关注或压力很小，问责程序很难会正常运转起来。在问责制成熟的国家，问责与事件影响大小和民愤没有多大关系，问责制的运转依赖的是“失职就必须担责”这种责任伦理的驱动。

　　这种“舆论依赖”让官员对躲避问责心存侥幸。如果某种失职能够瞒过媒体，也就能躲过问责。即使不幸成为舆论焦点而被问责了，当某一天淡出舆论视野时，也许一样可以瞒着媒体悄悄地“带病复出”。

　　只有问责成为日常政治中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就像机器一样，当你触动了违法违规的开关后，问责立即自动运转起来，你立即会被追究相应的责任，那才叫制度性威慑。风暴诚可贵，制度价更高，期待以这次问责风暴为契机，中国的问责制能常态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