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孙 珏

　　普及读物蔚然成风

　　从众多古籍社同人的口中得知，“去古籍化”也是被逼无奈。古籍书，尤其是大型古籍整理类，出书周期之长是如今市面上的畅销书所不能比拟的，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也很高，同时，古籍书由于受众面狭窄，风险大，销售码洋往往很难支撑一个社的发展。于是，从上世纪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不少古籍出版社纷纷转型，出版教材教辅或经典读物。近年来，传统文化的复苏，让古籍社看到了新的希望，扩张大众普及读物的苗头越来越明显。

　　就拿此次参加古籍图书订货会的２６家出版社来说，不少社在征订单中的“普及读物”一栏从补充项目前移到了重点板块。像三秦出版社的新书“毛泽东书画系列”、“诗词选评”已经带有明显的“大众”色彩，诸如此类的还有文物出版社的“带你走进博物馆”丛书、凤凰出版社的《百家讲坛——莫砺锋说唐诗》、《话说民国》。虽然不少古典作品由于版权无限制，被频频以各种形式解读，但仍旧会迎头碰上像人民文学社这样在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等方面颇具功底的竞争者。而此次人民文学社也首次派出编辑参会，学习各家的长处。当然，存在即有其合理性，普及读物的出版的确为古籍社带来了新的气象。岳麓书社营销部主任尹松平告诉记者，这几年社里古籍书板块，６０％以上都是普及读物。“古典名著插图本系列”、“国学基本丛书·标准系列”、“古典小说系列”等都已经形成规模，并有不错的市场销量。定位于家庭必备藏书的中华书局“中华经典藏书”２４种，每一辑的开机印数都在１万册以上，其中的《论语》自去年１２月上市以来，已经销售了１０多万册。据该社发行部副主任齐瑶介绍说，这套书系定位为传统文化经典的普及本，遴选中华文化中的经典书目，加以注释、翻译，希望能引领大众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追求现代，采用双色印制；全面照应‘经典藏书’理念。”此外，山西古籍出版社在会上正式为自己更名后的三晋出版社揭牌。该社社长张继红表示，更名的原因之一是希望能够拓宽发展的路径，立足山西传统文化，兼及出版中华传统文化经典的基础上，向大众读者靠拢。而２００３年，该社陆续推出的《中国家庭基本藏书》已经出版６大卷共１１１个品种，在市场得以迅速推广。据统计，该套书已经累计发行２６０万册，最大的单品发行量突破１５万册。

　　古籍书仍有潜力可挖

　　城里人想出去，城外人想进来。此次多家非古联体成员的参会至少证明了古籍书市场仍然是有潜力可挖的。作家出版社文献中心主任王火斤是今年４月从中国书店得知有这样一个年度聚会的。“感觉很振奋，在渠道和同行里亮个相，让大家知道我们也在做古籍书，摸清楚自己在这个领域所处的位置”，而让他小小吃惊的是，此次与他抱有同样目的的出版社不在少数，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学苑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都是首次参会。上海科技文献社发行部主任王明海说，虽是第一次参会，但近年社里在古籍图书生产上已经形成了小具规模的产品线，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丰富的馆藏，是挖掘古籍书资源有利的后盾，“世界文明古国”、馆藏拂尘“中国文化史”都是会上主推的新书。以文教类图书为主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此次也带去了不少传统文化类图书，该社综合分社副社长陈海亮对书店的热情有些始料未及，他表示，首次参会主要是对渠道有所了解，为今后的拓展奠定基础。对于古籍书的前景，不少出版社仍然是抱乐观态度的。王火斤说，按他的经验，３到４年打磨出来的４０００元左右定价的古籍书，只要是选题到位，印１５００套，当年收回成本是没有问题的。古籍社要做好自己的老本行关键是要在选题上花力气。“尤其是销往海外的书，我们往往觉得老外的钱容易赚，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国外图书馆的采购需要股东投票决定，选的都是真正有价值的书。”会上更有人尖锐地指出，当前古籍整理、出版、发行中遇到的窘境，很大原因在于选题脱离市场，多集中在经、史方面，而对于较有趣味性的子、集部分发掘不足。此外，众多与会者提出，古籍社仍需坚持专业性和专业服务精神、开辟和扩大固定读者资源、建立读者信息库等。

　　民营书店热情不减

　　除了一些老牌古籍社仍然坚守主业外，此次一些民营书店的表现也异常活跃。最典型的是文津历史文献联合会的８家成员单位联合参展。文津书店经理董光和介绍说，虽然文津联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但作用却很显著。做古籍是一个大消耗的工程，为了不被各个击破，联合后可以资源共享并避免选题重复开发；在发行过程中，８家联合起来就能将“臂膀”伸得更长，信息触角增多。“目前联合会还在探索项目上的深度合作事宜，将资金、人力、智力资源更紧密地结合。”董光和对做古籍书的艰辛深有感触，他笑称“挺过来就是好样的”。此外，记者获悉，敦煌石室书轩、西安的万邦图书城、扬州邗江古籍书店等不少民营机构都是选题、渠道两手掌握。比起出版社来说，他们的资金来源更为广泛，大的项目甚至可以吸纳房地产资金。加上目前古籍资源市场化，除图书馆资源外，个人收藏、机构收藏的资源也相当丰富，由于民营公司比较愿意与社会上的著名专家学者共同联手承担项目开发，无形中省去了不少单纯的人力成本。正是由于利益的关联性，只有好的选题才可能得到投资方的青睐。扬州邗江古籍书店王兴红说，不久前，她为了去西藏寻找第一手古本资料，寻遍那里的大小寺院，“一路上看到朝圣者虔诚的叩拜，觉得自己心也安静下来，再多辛苦也无所畏惧了。”

　　在国内，各省市、院校图书馆、中科院、社科院等是古籍书最主要的购买方。当然，古籍书也有一部分通过国内的进出口公司销往海外，目前这个渠道由中国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厦门对外图书交流中心、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四家掌握，多销往海外图书馆、文献馆藏所。“由于无法获知海外读者的数据信息，海外市场的开拓至今比较被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彭立新对此表现了忧虑。但国内的销售渠道对古籍书的销售势头依旧看好。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机构上海图书公司副总经理刘毅强说，很长一段时间，古籍书店和出版社有一些底子较弱的几乎无法生存，古籍订货会中途停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现在兴起古籍热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传统文化断层如今正在复苏。近年还出现了一些奇特现象，留学人员购买古籍或传统文化类图书的情况在增多。“到别的国家学习生活，首先要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心中有数吧。”今年的９月２８日至１０月３１日，上海古籍书店将举办第二届“国风古籍节”。届时，会在书店大堂为孔子像揭幕，“这是读者、出版社以及书店员工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敬畏。”刘毅强如是说。

　　至此，古籍社“去古籍化”的本质也清楚显现，就是在找寻与大众的接口。２００８年奥运会让外国人开始关注“中国元素”，国内传统文化还在持续升温，将古籍经典换成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但如果真要守住主业，撇开出版社在项目资金上存在缺口，恐投入太多，造成风险的方面不说，从选题上下点真功夫，或许是降低风险的最佳方法。此外，从营销的角度看，是否也可以有所创新呢？当然，古籍书的分类不同，销售渠道也不同，但据记者了解，国内不少企业老板规定员工晨读，其中也不乏传统文化读本；企业老板的ＭＢＡ培训班广聚资源，是否也能为古籍“礼品书”找到买家？读者对中国文化是神往的，如果在装帧设计上添加更多的时尚元素（当然时尚并不等于花哨，原滋原味有时反而是一种“时尚”）至少可以在直销、团购中找到机会，不至于让老祖宗的东西出版后就束之库房的“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