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在很多中国读者看来既陌生又熟悉。说其陌生，是因为他在长达40年的汉学生涯里并不为专业外的人们所知，这对一位汉学家而言是悲哀。说其熟悉，是他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而成为公众娱乐人物

　　为何这么说呢？因为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刚刚出版。据统计，中国有6000多部中国文学史和1000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按照学者张闳的话，“文学史也在垃圾化，甚至比当代文学更垃圾”。这些文学史的作者大都顶着专家教授的显赫名头，顾彬的文学史似乎只是给泛滥的文学史又增加了一部。文学批评家孙甘露说：“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那顾彬的这部文学史作是不是也将淹没于众多的文学史垃圾中呢？需要实践来检验。

　　从旁观者的角度而言，顾彬毕竟属于西方文学语境下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学的观照，和国内专家毕竟不同。正因为如此，他的文学史或会带来一种异质文化的不同视角。当代中国人论及中国当代文学，一方面囿于身处庐山之惑，无法以史学的超脱对今人进行客观评述，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主观和客观的多重滋扰。譬如多元时代的人们对于王蒙、余秋雨不加区别地娱乐性讽刺和辱骂，对魏巍、浩然等进行简单地意识形态化，对王小波、王朔、“80后”作家予以某种拔高等等。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史学者写当代文学史，具有难以摆脱的时代局限。就此而言，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价值就凸显了出来。

　　此外，顾彬观照中国文学的视角独特而又切中要害。他接触中国文学始于李白的诗，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评价主线也是围绕诗而展开。众所周知，在中国璀璨的文学史上，《诗经》、《唐诗》都是登大雅之堂而为体制所承认的。再观中国散文，无论秦汉抑或唐宋八家，再到明清散文，向来争执颇多，流派间相互抵触，稍不留意就成为八股实用文体。至于小说，源于鬼怪，发乎唐之笔记，宋元之话本，至明清依然不脱神话传奇世俗色情的下里巴人色彩。现当代小说的结构和写作手法，大多是舶来西方的翻版。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除诗歌之外都不是太理想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是符合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他对王蒙小说的评价(“80年代优于90年代”)、对余秋雨的评价(“会写散文但写得不够好”)应该说都是很公允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通病。即中国现当代作家大都不通外语，因此“无法读原著，就无法吸收其他语言以丰富自身的表达”，这话无疑是醍醐灌顶的醒世恒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掌握好外语才能实现多种文化的碰撞融合，作家的思想和视野才能广阔博大，顾彬作为汉学家有资格这么说。

　　顾彬的文学史虽然语言不太犀利，甚至学会了中国式的“圆滑”(顾彬语)，但还是值得一读。顾彬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我们的视角不同，读顾彬的文学史，其实是尊重异质文化对我们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