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社会上用“无错不成书”来评价图书出版。“无错不成书”只是一个比喻，反映出我国出版业的一个顽症。广大读者对图书质量十分不满，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并正确对待读者的批评。
现在出版的图书，确实存在严重的编校质量问题。上世纪90年代，新闻出版署组织过多次图书编校质量 检查，图书合格率只有1/3左右。进入21世纪，图书编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许多图书仍然存在严重差错，总署近几年查书，仍有1/3的图书是不合格品。去年6月，总署对58种教辅读物的编校质量进行专项检查，结果：合格品41种，合格率为70.7%，仍有29.3%的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
图书差错率居高不下，以致“无错不成书”，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我想着重谈谈内部原因。我说的内部原因指的是图书出版生产者。具体说，又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出版单位的经营管理者，一个是图书编校工作者。

    病因1 出版社在经营思想上急功近利，漠视图书质量

    对策 学习鲁迅，“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

    在造成图书质量问题上，出版单位的经营管理有误区。我个人认为，经营思想上急功近利，漠视图书质量，是造成“无错不成书”的主要原因。

    20世纪30年代，鲁迅曾经这样批评出版商轻视图书质量：“这些错误的出现，当然大抵是看准了社会的需要，匆匆地来投机。”鲁迅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现代图书的“无错不成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看准了社会的需要，匆匆地来投机”造成的。

    有些出版社推行“广种薄收”，不顾本社的编校人员的承受能力，一味增加出书品种数量。在上个世纪，一个编辑一年一般编发3种书稿，不超过100万字，因而有精力精心设计和认真加工。如今不少编辑一年要编发十几种书稿，上千万字，而且背负着“创利指标”的沉重负担，一面做编辑工作，一面还要忙着做推销，做校对，管印制，谓之“编、印、发一条龙”，根本没有精力审读加工，导致审读加工粗放，甚至不加工就发排。许多书稿达不到齐、清、定的要求，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急功近利经营思想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一些出版社，为了赶市场，快出书，减少审读和校对次数，甚至将三审合一，三校合一。这种出书方式，“无错不成书”就是必然的了。

    要想彻底解决“无错不成书”的问题，首先必须转变出版经营思想，要真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优质高效，而不是以牺牲图书质量来换取经济效益。

    鲁迅当年曾为《三闲书屋校印书籍》拟过这样的广告词：“本书屋……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所以对于读者，虽无什么奖金，但也决不欺骗的。”(《鲁迅全集》第11卷第4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以鲁迅的这种对读者极端负责的精神，来做出版工作，“无错不成书”的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

    病因2 出版社缺乏必要专业分工，有不少出版社并不具备出版相应图书的专业编辑人才

    对策 坚持出书专业分工，在本社的专业领域做大做强，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和品牌

    目前，出版社出书缺乏分工，什么书都出。这是造成“无错不成书”的主要原因之一。

    出版社出什么书，有个前提条件：具备出版相应图书的专业编辑人才。现在，出版界不大考虑出书的主观条件，更多的是考虑市场需求，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出版社经营管理者注意。

    据说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七成以上出版教辅读物，而且文、史、哲、数、理、化以及古文、英语无所不出。不懂英语的编校英语辅导读物，不通数理的编校数理辅导读物，在当今出版界并不希奇。其他如辞书、少儿读物、财经图书，也是许多出版社追逐的对象。许多根本没有辞书编辑人才的出版社，也一窝蜂地抢着出辞书，以致闹出许多笑话。有的辞书，体例混乱，甚至缺少“前言”、“凡例”、“索引”这些辞书体例不可或缺的基本成分。有的辞书，条目编写不规范，罕见辞书文体，多见长篇大论。有的辞书，抄袭剽窃，原文照抄，甚至将他书的错误内容和错别字也原封照搬。

    出版什么书，关键在于是否具备出这种书的编辑人才，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我长期从事社科读物编辑工作，审读加工社科书稿，比较有把握，因为具备这方面的基本知识，能够对书稿作出评价，能够进行加工修改。让我去处理科技读物书稿，我就一点把握也没有。我国的出版社，原本是有明确专业分工的。地方专业出版社很多是地方人民出版社原来的专业编辑室。为出版专业图书而成立的出版社，都设置了相关专业的编辑部门，配备了相应的专业编辑人才，这无疑为出好专业图书提供了组织保证。现在，不讲出书分工了，能编好的图书不编或少编，而硬要插足那些自己外行而编不好的图书，其图书质量自然难有保证。

    我认为，出版社还是应当坚持专业分工，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做大做强，形成各自的优势和品牌，不编自己不熟悉、编不好的图书。这样做，才有可能保证出书的质量。

    病因3 编校不把差错当回事，缺乏对读者负责的精神

    对策 树立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后代负责的出版理念

    编辑和校对是图书生产的直接责任人。现在有一种怪现象，“无错不成书”原本是读者对出版者的批评，现在竟然成了某些编辑推卸责任的托辞。“出书难免出错，无错不成书嘛！”如此这般，也就心安理得了。

    出版社是内容产业。图书与生活消费对象的本质区别在于：图书是思想文化信息载体，通过传播思想文化信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发挥着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塑造灵魂的作用。图书在消费过程中，由于其超时空的特质，具有重复使用、世代传承的作用。

    图书里的思想文化信息，是通过文字、符号表达的。科学的思想文化内容，需要通过正确的文字符号来准确地表达。用字用词的错误，即使是一字一词甚至一个符号的错误，都可能影响图书的传播和传承文化的功能。

    古代学者把没有错误或错误很少的书称作“善本”，把错误较多的书称作“错本”。出善本不出错本，是古代编校家的道德追求，表现了对后人负责的崇高品德。现代的许多大学问家、大编辑家，也继承了古代学者对读者、对后代高度负责的传统。鲁迅当年做出版工作，非常重视校对工作，身体力行，亲自做校对工作，“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钱钟书的名著《管锥编》初版出版后，发现有500多处差错，其中不少就是一字之误。钱先生在再版时改正了差错，还特地写了《再版识语》，诚恳地说：“初版字句颇患讹夺，非尽排印校对之咎，亦原稿失检所致也。”接着，钱先生不禁慨叹：“亦知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钱先生的坦诚自责，表现了对读者、对后人高度负责精神。

    如果当今的编辑们都像他们那样，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编校质量问题应该是可以彻底解决的。

    病因4 编校人员语言文字修养功底不够扎实

    对策 编校人员应当努力建立语言文字优势

    编辑校对的功力，主要指语言文字修养。清代学者戴震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他说：“经所以载道、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明词者，字也。学者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记得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社论，题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强调指出：必须使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使思想为群众所正确地掌握，才能产生正确的物质的力量。上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在有关文件中又进一步要求：“新闻媒体和出版物要为全社会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做出榜样。”这就要求新闻出版工作者尤其是为出版物语言文字把关的编辑、校对具备比较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在编校工作中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照我的理解，所谓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至少应当包含如下5个方面的内容：(1)正确用字，不写错字和别字；(2)正确用词，准确表情达意；(3)正确造句，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则；(4)正确使用数字、量和单位，符合国家的规范和标准；(5)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符合国家标点符号用法标准。如果不能做到上述5条，其编校质量恐怕难以保证。现代出版物中的错误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心之误”，是工作疏忽造成的。只须端正工作作风，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这类错误不难消灭。另一类是“有心之误”，作者写错了，而编辑、校对不以为是错的，或者作者写的原本是对，而编辑、校对错改了。这类错误的存在，说明了编辑、校对语言文字功力的不足。正因为如此，出版界有识之士，倡导编辑校对加强语言文字学习，建立语言文字的相对优势。

    病因5 编辑职责后移，加工普遍粗放

    对策 编辑、校对分工负责，守好各自的防线

    当前，我国出版界出现一种倾向：重策划，轻加工，编辑加工普遍粗放。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将这种倾向称之为“编辑职责后移”。改正原稿中的各种差错，本是编辑的基本职责，现在由于重策划、轻加工，编辑加工粗放，甚至放弃加工，导致编辑发排的书稿错误百出。把本应由编辑负责处理的原稿差错推给了校对，校对环节不得不花大气力改正原稿差错，甚至替代编辑做文字加工，势必影响校对工作的质量。据我们的调查统计，原稿平均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二，差错严重的甚至超过万分之十。

    妥善解决“编辑职责后移”问题，是解决“无错不成书”的治本对策。因此，第一，要适当减少编辑发稿的品种数量，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好审查加工；第二，要对编辑发排文本的留错率规定一个下限标准(例如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

    病因6 校对力量薄弱，最后防线濒临“失守”

    对策 坚持专业校对独立建制，加强校对队伍建设

    当前造成“无错不成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出版界比较普遍地轻视校对工作，其主要表现是校对队伍弱化。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有两道防线——编辑和校对。如今编辑加工普遍粗放，意味着第一道防线“弃守”，校对队伍又普遍弱化，导致第二道防线濒临“失守”。一方面“编辑职责后移”，一方面又“校对队伍弱化”，这种怪异而矛盾的现象竟然同时出现，这是许多图书编校质量不合格的症结所在。

    校对在图书出版生产流程中，处在编辑工作完成之后、印制开机之前的关键环节，编辑工作的疏漏，可以由校对环节弥补，而校对工作的失检，则无可挽回地成了图书成品中的差错。正因为校对地位如此重要，列宁才把做好校对工作视为“最重要的出版条件”，认为不能“保证校对得很好”就“根本用不着出版”。正因为校对作用如此重大，鲁迅才把校对摆在创作的等同地位，认为“校对和创作的责任是一样重大的”。

    但是，当今我国许多出版社的决策者，却不是这样看待校对工作的，他们认为“校对是简单劳动”，“校对不创造财富”，把设置校对机构、配备专职校对人员视为经济负担，把撤销校对机构当做“改革”举措。在这种错误认识指导下，全国已有1/3以上的出版社撤销了校对机构；还有1/3左右的出版社虽然保留了校对科室，但编校人员配备比例严重失调；不少出版社推行“编校合一”，或者完全依赖社外校对。

在去年总署教辅读物编校质量专项检查中，一本问题图书错得触目惊心。杨为民摄

    因此，端正对校对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恢复校对机构独立建制，加强校对队伍建设，培养和造就校对人才，完善校对管理制度，是解决“无错不成书”的一个治本之策。尤其是在编辑加工粗放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加强校对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作者为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