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王旭明指出，特别不提倡媒体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突然写出一个困难大学生前面吊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然后呼吁社会捐助(新华社7月2日)。
这几个月，是各路媒体大挖“贫困生”报道资源的黄金时间，媒体在成就“舆论之善”的同时，也让贫困生的生存状态与隐私空间一应地被季节性展览。它的“目的正义”（帮助弱势群体）强势地遮蔽了其“程序正义”（合理甚至合法）的考量。
注意力经济时代印证了狄更斯的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好”在媒体挟裹舆论力量能在某种意义上修补制度阙如带来的社会短板；“坏”在善之名下基于尊严底线的隐私时时有被公示、被放大的危险。在制度设计疾步跟进（助学、奖学、贷款等）的今天，不发挥媒体的舆论张力去普及应对贫困的公共救济之路、而执著于私力救济的道德震撼，实在是件值得警惕的事情。而且，任何善意都不能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而贩卖个体尊严成就受众关注率的传播路径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整饬的伪善。
被监控生活开支的受助贫困生、被“万名贫困生”等项目公示的贫困生……这些孩子，在遭遇生活的艰辛之后，再被我们借由媒体等传播暴力“鱼缸式”透明展览，已然成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焦点族群，加上传统道德的苛责，他们的生活体验可以预见。没有人愿意在众目睽睽下成长，对贫困生最好的帮助就是借由稳定而可预期的制度权利性地帮助，媒体在张罗着给贫困生面包的时候、请也给他们一支尊严的玫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