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晨：文川先生，我最近刚编完一套“经典碑帖导学教程”，是中国教育学会的一个项目，主要是针对书法教育教学方面的。碑帖出版是一个很特殊的门类，当前书法的实用功能正在丧失，但学习书法的群体仍很广泛，碑帖需求量很大，而且这些出版物的装帧印刷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应该引起关注。

　　崔文川：是的，尽管我们现在所处信息时代，但一些出版社的系列碑帖一直在再版重印，常销不衰，每年还能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新印本，材质、装帧都很讲究。可见，书法其实正走向纯艺术。

　　周  晨：就拿文物出版社的那套《历代碑帖法书选》来讲，版本比较可靠，行销多年，定价又低。还有上海书画出版社的 《中国碑帖经典》，西泠印社的《历代书法选集》、《历代行草选集》，发行量也很大。同时，各种版本的装帧样式也在不断突破，特别是由任继愈主编，启功担任总顾问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规模宏大，版本珍稀，精选80余件国宝级碑帖拓本，不少是首次面世。整套书选用八开本，共分八册，内页采用进口特种纸四色彩印，封面用仿古纸专色印制并烫以金箔，外配以金丝楠木卷帘门书箱，装帧古雅精致，华美而有书卷气。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后费时两年，从上海图书馆所藏的18万种古代碑帖中精选十种，汇集成《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它以原大原色的方式影印出版，采用了最先进的数码拍摄和数码印刷技术，并对照原本严格校色，印制效果几可乱真，从而将古代书法名迹的神采纤毫毕现、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还有吕敬人设计的《朱熹榜书千字文》，采用原大复制，用雕刻的木板函装，既有现代感，也很古朴，显然做了设计前的案头准备。

　　崔文川：听说出版社在设计《中国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时，编辑专门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作详细考察。西安碑林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也是历代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周  晨：书法艺术所散发的特有魅力，造就了碑帖收藏的历史长达千年。北宋、清康乾、晚清至民国初有过三次全国性收藏热，碑帖一直是文人雅士追逐的对象。当代的藏家也很多，历来碑帖收藏还有“黑老虎”之说，告诫投资者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历史上碑帖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历史轨迹，在拓印的方法上、装裱装帧的形式上、纸张的选择上，都很有讲究。

　　崔文川：其实碑帖的传承也就是中国书装形式的演进史。碑帖先后出现过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线装、册页装和现在流行的简装和精装等形式。在纸张开始流行的时代，石雕也很盛行，导致了捶拓方法的发明。这种方法拓下来的纸片称作“拓片”，用拓片装订成册的称作“拓本”。拓本大大方便了书籍的传播。经折装是在卷轴装的形式上改造而来的，它的出现大大方便了阅读和存放，将长卷一反一正地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在首末两页上分别粘贴硬纸板或木板，形状和今天的书籍非常相似。蝴蝶装也很有特点。碑帖的纸质选材很讲究。宋拓本以白麻纸为多，也有用绵纸的，纤维短细而紧密精细，但绵软易受墨，而且寿命长并抗蛀，故人们将绵纸或“蚕茧纸”称为纸中上品。明初黄、白麻纸、竹纸混用。清拓多用地方产纸。清中叶后又出现了净皮，有以造纸工人汪六吉命名的“六吉棉连”，纸质薄，韧性好，常用以拓铜器、玉器。

　　周 　晨：以前常听老先生讲碑帖是可以传代的，这话无非包含了两重意义，一是书法艺术的文化传承，一是历代书法技法学习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碑帖出版有很多文章可做。

　　崔文川：其实碑帖能传代也正是这两个意义，也可以说是一个意义，因为只有重视传统才能有书法文化的传承，从临摹碑帖开始是学习书法传统的唯一途径和根本方法，也是书法创新不可缺少的基础训练。如何选择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高水平的第一流碑帖作为范本让更多的人来学习，这就是出版者的任务。碑帖出版首先要慎选底本，尤其是一些平常不易一睹的珍稀孤本，但无论是碑刻拓本，抑或是墨迹法帖，均当以从原拓原作直接摄制的印本为佳。只有当原作尤其是那些名作孤本不幸毁佚之后，因先有影印而仍得传其真貌，也要精选“下真迹一等”的钩摹古本，正如施蛰存先生所言：“影印碑帖，既不失真，又复美观。机轮乍转，化身千百，更较椎拓为便捷。”至于各出版社读者定位不同，或鉴赏，或学习，或作入门读物，则在编排装帧上也就各不相同。

　　周  晨：书装设计家，古吴轩出版社总编辑助理，本版特约主持人

　　崔文川：收藏家，《艺术画刊》主编

　　吴以徐  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