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10 月 30 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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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文葆:
一面闪亮的铜镜

□丁一平


  著名出版家戴文葆先生辞世已整整一年了。

  一年前,当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戴文葆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我竟是很久不肯相信。一年中,只要想起戴老,仍禁不住泪流涌出。看他送的书,看他写的信,20多年里的殷殷关怀、拳拳教诲,都历历在目。那么善良的老人,那么豁达的智者,怎么会离我们而去了呢?

  编辑工作是他的全部

  认识戴老是在1986年的初冬。那时我们出版社正组织出版全国第一套比较系统的编辑教学丛书。第一次的研讨会在天津蓟县召开。我那时刚从学校毕业到出版社工作才半年,随社长和老编辑到会上见习。就是在那次会上我有幸认识了戴文葆、伍杰和邵益文先生,日后,3位先生成为我出版职业生涯中尊敬的启蒙导师。戴老当时穿一件深色风衣,围一条长围巾,看上去很是儒雅。他当时讲了很多关于编辑学的问题,后来收录到我们社出版的《编辑理论与实践》一书。他对编辑工作的见解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他说编辑是一种独立的行业,也是一门系统的学问,不是谁坐下来就能当编辑的。编辑生涯是一个始终贯穿着不断学习、思考、寻觅、比较和发现、铸造、服务、献身的长过程,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为它付出精力,付出青春。戴老真挚的话语感动着我,更让我看到在这样一份作嫁衣裳的平凡工作中,竟有这样学识渊博之人在孜孜以求。在以后与戴老的20多年接触中,我真正感受到戴老为编辑出版工作付出的何止是青春,更是他的生命、他的全部。

  后来我开始参加社里组织的《现代教育科学丛书》的出版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开展书稿的组织编辑工作。由于该书的撰写由中央教科所承担,这样到北京的时候就多了一些。因为没有编辑经验,我们出版社又远在东北,有时候遇到问题不知如何处理,领导就拜托戴老关照。所以我就常去戴老那里请教。每次他都很耐心,而且经常讲一些交友为人的道理。有时他在家工作,就让我去他家。当时他在西总部胡同住时,房子不大,光线也不是很好,整个屋子几乎被书和稿子占满了,感觉他的家就是个办公室。几年后他告诉我在和平里分到了90多平方米的新房,并说没有要140平方米的,负担太重了。

  戴老对工作极端认真,但生活上却很简单。一次我向他请教书稿上的事情,他让我中午去他家,我说邀请他出去吃饭,他就是不肯,说没有时间,让我中午在他家吃。记得他当时是把冷冻的馄饨放到蒸屉上蒸,他说这样简单,不用看着,可以继续看稿子说话,这是我第一次吃蒸馄饨,印象很深。

  谦和豁达的智者

  戴老工作很忙,但不忘提掖和鼓励年轻编辑。记得《现代教育科学丛书》在1989年出版后,戴老专门给我来信:“看到了你参加组织的这一套书,是不是第一次大收获?封面也大气,与内容相当,符合出版社方针任务。路走开了,继续努力吧,一边学些理论,一边多留心信息动态,常思考、研究,继续往前走,这是正道。”在戴老的鼓励下,我又开始写文章,第一篇关于教育出版工作的文章写好后不敢投出去,就邮寄给了戴老,戴老看后在信中写道:“你论教育出版工作的大作,很有见地,我已读两遍,个别地方把句子①意思完整些②确切些。日内准备当面送给《出版工作》。”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出版文章。当时我还是助理编辑,有这样一位长者、导师言传身教,常常鼓励,使我逐渐熟悉并爱上了这个行业,并作为一生的乐趣去追求,一干就是20多年,至今乐此不疲。

  戴老为人十分谦和,每次见面,他总要问我工作学习生活的情况。与他交谈,心灵会很宁静,又能在宁静中受到激励。1990年,我正在读政治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硕士论文就选择了做图书的市场分析。当时社会上就商品经济问题有很多议论。戴老请经济研究所的同志开了一个单子,一部分是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一部分是出版的专著,涵盖了当时的主要论点。他嘱咐我找来认真研究,借此更好地学习。2001年我到日本学习时,他又写信叮嘱我努力。他在一次信中写道:“组建集团势在必行,开始时日子不会好过。看自己争不争气,学外国,努力干,困中求开展,是出人才的机遇。这一趋势必须认识。你们正年青当旺!”他介绍我认识清水英夫、箕轮成男、吉田公彦等日本出版界知名人士,他们对戴老极为尊敬,给了我很多研究上的帮助。

  视名利如浮云

  戴老处处替别人考虑,帮助别人从不计回报。当年,他和几位出版界前辈帮助我们出版社出版了编辑教学丛书,按理是应该给薪酬的,但是戴老在一次信中说:“酬什么?什么事也未干,我们不应拿什么钱。”后来我社出版各领域知名学者的文集,想把戴老列入其中。但是他说:“不合适,因为印量不会大,印八九百本肯定赔得多,太害人。”又过了几年,在我们一再恳求下,他说搬完家收拾好后,编辑一本十四五万字的随笔。可是他总是被其他事分身,“我门关不起来”。而我想为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编一本书的愿望也就一直没有实现。

  认识戴老的人几乎都知道他一生都在不知疲倦地编书,他与人谈论的话题也多离不开出版,是一位执迷于工作的人。然而,与他相处久了,就会感觉到他慈父般的情感。他的一双儿女都很敬业,他感到很慰藉。可能是我与他女儿年龄相近的缘故,他谈起女儿的话题更多些,女儿喜爱考古,很勤奋,很能吃苦,也很有成绩。他很喜欢孩子,听说我有了孩子时,还特意嘱咐要对孩子早期教育。我回国后,曾专门带孩子去看望他,他很是高兴。他那时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也很消瘦,但是精神状态很好。临走时,他一定要坚持送我们,最后送我们到了路口,还兴致勃勃地一起照了相,看着我们上了车……

  没想到这是戴老留给我的最后一张照片,也没想到我一直的祈祷没有灵验。好人总也是要离去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应该永远留在世上,他应该是一面永远闪亮的铜镜,让我们这些后来人能更好地看到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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