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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介地理学的正当性、科学性

来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邵培仁 发布时间:2007-02-13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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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是社会与地理的反映,自然也是人类认识和掌握社会与地理的中介。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媒介正在演变为城市媒介,大众媒介正在发展为市民媒介。致力于重建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和谐关系的媒介地理学,要坚持以人、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为主导;将社会和地理因素置于某种特殊位置,明确其在信息社会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角色;确保在认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文化,在坚守本地媒介特色的同时也尊重和吸纳外地媒介和全球媒介的特色和优点,在坚持中国视野的同时也具有亚洲视野和全球视野。同时,要避免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避免地域歧视和族群歧视,努力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引导者和推进器。

[关键词]媒介地理学,城市媒介,传播生态,学术视野,和而不同

On the validity, scientificity and academic persistence of media geography
SHAO Pei-ren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Abstract]Media are the reflection of the society and geography, and thus the medium for us to learn them.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media for the whole society are transforming to urban media as well as the mass media are transforming to the media solely for urban people. Aiming to re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among human beings, media, society and geography, media geography should persist in targeting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m and prioritize the humani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also identify the status of social and geographic facto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he media age. The research strives to focus on reg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refer to the culture of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and to focus on local media as well as refer to the global media. Meanwhile, it should try to avoid sectionalism, geographical and ethnical discriminations and commit in being the driving fue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media geography urban media media ecology academic view to stay harmonious as well as diverse

多少年来,人们无视和轻视地理,并在公开的出版物和研讨会上完全回避它,看不到它与媒介、人类之间日益增长而频繁的互动关系。

这种情形必须得到改变。媒介地理学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过去的时代中,地理对地球生命和人类生存以及人类活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地理、媒介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它将启发人们思考为什么在今天地理与媒介、人类的这种互动关系却日益淡漠和逐渐疏离,也促使人类找寻人类和媒介对地理的消极态度的各种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我们希望它能够激发并促使现代社会重新建立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使社会、地理与媒介、人类等重新回到人地互动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正确轨道上来。

地理是我们行走并生活其上的并且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因此,有人将地理仅仅当作是消极被动的作用对象而可以视而不见的实体就不足为奇了。殊不知,地理是无数生命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生命循环的基础之一。女娲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也被尊奉为人类之母。《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正好反映了人与地理的生命依存关系。

因此,人类应该尊重和顺应地理特点和习性,根据地理环境及其势态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样,媒介文化也是因应地理环境的挑战与变化而生,尊重和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也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中的必然选择。无数事实证明,当人类和媒介的发展尊重并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时,它们就发展顺利,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状态。当人类应对地理环境的创造力衰退或协调不当时,媒介文化就开始衰落,进而又会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处在底格里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波斯湾畔,著名的巴比伦城就坐落在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最初刻在黏土板上的文字也导致了信息交流的繁荣。但是,随着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暴发,人类征服了冲程地之后,人开始统治自然。从此,人开始崇拜甚至迷信自己的力量。于是人地失调天人两端,其人口和文明开始衰落,并最终散失。玛雅文明演变与消失的过程也是这样。人作为自然界一个组成部分的客观地位,决定了人不应以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自居,而要把自己当作自然界的一分子。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也内在地要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五千多年,与中华文化强调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不无关系。因此,尊重和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也是尊重和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生命。

媒介是维系它的社会与地理的反映,自然也是人类认识和掌握社会与地理的中介。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和认识,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是媒介帮助我们建构起来的一个虚拟的实体想象的共同体。大众媒介作为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随着网络传播的兴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又将面临着全新的改变。

人类面对和理解的意境地图想象地理,实际上就是媒介所呈现出的媒介地理。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兴盛,不仅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之间关联的性质,而且大大改变了自然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力,甚至也改变了大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之间以及人们直接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区别。网络传播的诞生,就像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一样,再一次成了人类社会生命进化和时空观念更新的加速器,推动人类社会生命在沿着自然生命之河建造的高速公路上飞奔。同时,网络传播也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第一次建构了超越地域限制和意识形态束缚的全球传播网,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在共时状态和同一平台相互交流和沟通,结果不仅对人类处理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极限提出了挑战,而且人类习以为常的媒介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亦遭到质疑。随着网络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面临的将是地域媒介的消亡和全球媒介的崛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学将被颠覆或改写。

传统的媒介空间已无法解释今天的网络传播所激发出来的媒介景观。当代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压缩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因为今日的全球空间是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在这个全球舞台上,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相互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接触(这个他者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新型的媒介地理促使现实边界模糊化、空间压缩化和人际分离化,于是传统自然疆界走向崩溃,物理空间趋于透明,人际关系日益冷漠。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国家、地区或文化群落的边界已不再具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传播领土的疆界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领土越来越没什么关系。大众传播在给人类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正在侵吞着人类自身的清静、隐私、尊严和自由。原本为主宰世界、万物师长的人,在传播科技的进攻面前有可能沦落为媒介消极、被动的作用对象和操纵对象。

媒介地理版图飞速变化的种种不确定性,导致或建构起了错综复杂的隐秘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制度化形式。因为,从本质上说,任何传播空间都是由象征交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建构的,传播的赌注是各种力量关系在调解中的权力与反权力。在这种新型的传播结构中,本来处于弱势的受众具有了某种地位、优势和能量,从而可以利用现成的大众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从事有目的的改变、征服、反击,甚至于严重偏离轨道的传播,或者设计、创造出难以进入和解读的路径和文本,以动态的游击战术来抵抗动态的集团战略,以虚拟世界的移动性挑战现实世界的呆板性。这会迫使权力系统改变原有的统治结构和控制方式,即有可能从由上而下的直线型管理向上下互动的网络型管理转变,由集中式的权力控制向分散式的权力控制转变。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使其走向以更加严密的方式来进行特殊的社会控制(例如,“911事件之后,美国就采取了深入生活各角落的电子监控、电子记录、电话监听等措施),但是随着反恐形势的好转,这种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和社会大众的强烈抗议。但是,如今在世界各国所有城市的购物中心和繁华地段,经营者和管理者都公开地通过闭路电视的监视器来对它视野之内的所有人进行监视,却并没有考虑它在法律上的合法性和是否得到被监视者的允许。

媒介地理版图飞速变化的不确定性还将直接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工作形态。当下,信息和知识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核能,正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媒介地理学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不局限于出生地域、成长环境、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还表现在传播技术、传播能力和工作环境上。环境影响人,环境塑造人。置于特定地域的传播技术的差异或数字差异,必然导致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而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必然导致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又必然导致收入差异和生存差异。可以预测,21世纪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传播技术的高低和传播能力的大小,肯定会与他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基本成正比。

媒介所在地的地理形势、经济状况和人口统计数字,包括媒介的规模以及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距离等,都影响着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研究证明,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媒介正在演变为城市媒介,大众媒介正在发展为市民媒介。因为媒介数量的多少不仅受其实际地理面积和区位的影响,也受其受众人数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就像美国日报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城市一样,中国的媒介产业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城市。中国的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正好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版图形势相反,前者是东高西低,后者是西高东低。这种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说明,东部高速发展的经济、众多的优秀人才和众多的受众数量,客观上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媒介在城市的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但是,如果城市在一定区域内集群形成城市带,那将会在媒介生产和文化传播方面产生无比巨大的能量,从而对整个区域甚至于全国和全世界的文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在今天,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作为面对面基础上观念与信息的交流中心。特别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年代,城市的变化更是同媒介的变化步调一致。城市被赋予的三种功能:消费、金融业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也使媒介如虎添翼。这种后工业时代的象征性经济,包括旅游、娱乐、文化、体育、传媒、时尚工业以及一系列融合在一起的支撑这些活动的服务。……大都市里每个地方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崇尚快乐原则的消费主义变体决定的:即满足和喜悦的流行的可能性。它们合谋并联手成为城市物质和社会生活的主要经济动力。那些人们熟知的沉淀了传统、历史与艺术的著名城市,拥有给人强烈印象与集体认同的著名建筑物,其空间形式已被网状结构的布局和富丽堂皇的现代建筑所替换,传统的地理空间因堆满了大众媒介的符号、影像和装璜与仿真而被设计进了一个无地空间no-place space),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意味和自我本真。因此,媒介既受制于地理特性,也影响着地理特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养成性情不同的人。星空传媒集团在香港的部门主管安杰拉 费鲁奥曾在2005年参加了以上海和广州年轻人为对象的调查,发现不同城市的人们对商品的喜好有很大差异。他说,上海的年轻人非常喜欢功能先进的电子产品,而广州的年轻人则酷得很实际。麦肯锡公司曾在2005年对中国30个城市的600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发现不同城市中不同人群,不仅喜好不同,而且不同城市购买力也分布非常不均。中国的高消费者基本上都生活在所谓的一级城市,如上海、广州和北京,或者一级城市,如重庆、哈尔滨、武汉、南京、杭州、成都和天津。”“就现在而言,事实证明外国品牌不太容易打入中国的小城市。广告业分析师发现,耐克和阿迪达斯统治着中国一级和二级城市的运动类品牌市场,而中国的国产品牌李宁在小城市则更受欢迎。可见,不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要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必须考虑各方面广泛存在的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包括语言、性情、收入、文化、气候、饮食、人口统计数据和历史。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引导我们关注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有助于我们质疑科学和叙事等正统再现模式,打破其僵硬的权威与单一的论证方式,通过崭新的阅读与书写模型来校正不断地偏移和分歧的学术架构。媒介地理学告诉我们地理有其不可否认影响因素和能量释放;原本界线分明的边界那一端也并非都是具有敌意或不可交流的狭隘的族群;疆界、边陲不再只是荒凉、偏远和距离,无界弗远的交流和对话使其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信息社会中的媒介已被置于社会的核心,成了社会的神经和大脑,显示了社会如何在地理层面上建构起来。

但是,过分夸大媒介地理的作用,过分亲近狭小地理空间下层文化的做法(比如使用方言播报新闻,方言写作新闻,拒绝远方新闻,等等),并不是对媒介地理学本意的准确解读,也不是其应有之意。它虽然有可能表现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下层社会和市民文化,但在收获芝麻的同时却可能丢掉了西瓜,与主流媒介的节拍日益脱节,面临着被广大受众抛弃的地步。

媒介地理学研究不应该从它的历史、文化、地理和经济矩阵中分离出来。同时,不管学者们最终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对于媒介地理学的研究都需要唯物辩证、整体互动观念和交叉学科方法。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要有明确的学术坚守。

首先,媒介地理学要坚持以人、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人文主义为主导。这既有别于以往的人地关系研究的定位,也不同于正在发展的人社会关系的研究转向;既不是曾经有过的环境决定的导向,也不是仍然居于主流的科学主义的导向。这是依据唯物辩证和整体互动的观念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构架,也是针对当前媒介的城市集聚现象和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城市问题现实所必须采取的研究战略。当然,我们并不同意西方个别学者提出的将媒介变成圆形监狱(Panopticon看守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于19世纪杰里米 本瑟姆(Jeremy Bentham)关于模式监狱方案中的隐喻,其中的一个中心塔上的看守人能使所有的囚犯处于他监视之下,媒介就是这样一个看守人。媒介在传播中的主要功能应该锁定在雷达功能、控制功能、教育功能、娱乐功能等几个方面,将社会大众当作囚犯一样进行日夜看守的功能不能接受。

其次,中国学者和媒介必须将地理因素置于某种特殊位置,明确其在信息社会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角色,使其成为媒介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要知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依存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持续进行,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人的关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协调二者的发展关系,有赖于调整和变革人们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些方面,媒介地理学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研究方法(主要有数量方法、行为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和后结构主义方法等),对城市媒介的形成和当下的地理分布及其发展走向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对媒介在城市中的运营机制与成长模式做出客观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对媒介在美化地理、塑造城市、引导社会以及它同各种因素有机互动、良性循环等方面提出可操作性建议和意见。它还要努力消除那种导致人或媒介只关心自己行为的制度因素,构建一种兼顾人与人、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制度保证。

第三,要在媒介地理学的层面上和中国视野的战略高度界定和论述本地社会、本地文化和本地媒介,确保在认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文化,在坚守本地媒介特色的同时也尊重和吸纳外地媒介甚至于全球媒介的特色和优点,在坚持中国视野的同时也具有亚洲视野和全球视野。和而不同的思想原则,不仅信息传播和媒介运营要坚守,传播学者也要牢记。齐国的大臣晏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曾举烹饪和奏乐为例论述的问题。他说,比如做汤,要有鱼、肉,还要有酱油、醋、盐、葱、姜、蒜等等,按一定分量配合,用一定量的水和一定的火候加以烹制,才能做出美味的汤。又如奏乐,有多种乐器的组合搭配,再有声音的高低强弱、节奏的快慢缓急的配合协调,才能有美妙的音乐。相反,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只是不断向锅里加水,没有别的,那就永远只是水;如果只是一只乐器,一个音调,那就只能是噪音,不能成为音乐。这个例子说明,宇宙万物存在于的状态中, 不同却是事物组成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条件。因此,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是作为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提出的。

第四,中国媒介一定要明确社会责任,坚守社会道义,避免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避免地域歧视和族群歧视,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活力的引导者和推进器。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纪念碑,涉及地理、历史、文化和传统,更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形象和尊严。汉语是中华民族的粘合剂,是祖国统一的混凝土,也是中华文化版图的象征。作为大众媒介,一定要处理好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由于地理因素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千万不要看不起外地文化、异族文化,更不要用地域文化去拒绝中华文化,用中华文化去抵抗外国文化,惟我独大、惟我独尊的结果将最终将窒息中华文化、搞乱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文化失去生机与活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总之,我们在承认进行媒介地理学研究的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来分析和研究理论上和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现象,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第一考量。

相关媒介地理研究论文:
1
、邵培仁:《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3期。
2
、邵培仁、潘祥辉:《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2006年第4期。
3
、邵培仁:《论媒介地理学的正当性、科学性和学术坚守》,《新闻记者》2006年第10期。
4
、邵培仁:《论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的媒介改革与发展》,《媒介方法》2006年第2期。
5
、邵培仁:《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
6
、邵培仁、方玲玲:《流动的景观:媒介地理学视野下公路电影的地理再现》,《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
7
、邵培仁:《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3期。
8
、邵培仁:《论中国媒介的地理群集与能量积聚》,《新闻大学》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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