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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黄仁宇讲中国大历史

作者(编者):王忆城

出版单位:武汉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4

定价:29.8

ISBN:978-7-5430-71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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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前言 与大历史对话


  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纽约的一所医院,享年82岁。就在黄先生去世前,他还跟太太格尔看了场电影,颇具某种宿命的是,在去电影院的路上,他和夫人谈论的正是身后事。他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躯壳,离开尘世。"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从事后的眼光来看,似乎都充满了冥冥的注定,从黄仁宇先生一生的行迹来说,同样如此。如果以他开创的"大历史观"的视角而言,从1938年7月他考入中央军校的那刻起,他与历史本身就结下不解之缘。按照黄仁宇先生自己的说法,只有放长眼光,才能透彻个人在时间洪流中的翻腾的姿势与态度。因为经历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黄仁宇先生本人也已指出:"要解释明白的则是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


  不可否认,在史学界黄仁宇先生是个"异数"。这倒并非因为《万历十五年》的缘故,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与费正清教授的合作中,因费注重分析,黄注重综合,前者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后者则多少有些极端。使得黄先生所谓"不务正业"、"歪门邪道"的评语就已弥漫学界,费先生宅心仁厚,不会传如此闲话,而是好事者多言。自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以后,对黄仁宇先生的各种无端指责更是甚嚣尘上。


  宽厚着说其为"历史界的琼瑶",只叙个人情感,而不重历史考据;恶毒者则直接谓其"下里巴人的精神游戏"。毋庸讳言,在进入有系统的学院式的历史训练之前,黄仁宇先生是有名的历史学家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黄仁宇先生接触历史,无疑是半路出家。然后正是由学生、兵士、军官、留学、打工的经历,才使黄仁宇先生比起一般的学者,对历史背后的事件真相有更深入的理解,正因如此,在他对历史事件的阐述中,才能发别人所不能或无视的观点,才能写出《赫逊河畔谈历史》、《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野》,以致名声远播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所谓的"大历史观",虽以"大"称,但如《万历十五年》开头所叙:"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一样,黄仁宇先生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作通史,只用显微镜式的描写手法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使读者在漫漫而繁杂的历史事件中看透一般规律。


  研究者尽可以从"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文字清新俊朗"、"学识严谨史观博通"等方面来探讨黄仁宇先生成功的原因,但是就刚才所言,实际上黄仁宇先生最大的成功,是为史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窥视历史的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感谢黄仁宇先生在1979年3月27日的"失业",因为此后先生便以著述为业,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在"大历史"观下为他的读者寻找出细节之下的微言大义。事实上作为一个史家,黄仁宇先生有着自己的幸运,时代与经历让黄先生同时拥有东方和西方的视角、。一如著名学者方舟子博士在他的《悼念黄仁宇先生》一文中指出的"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大历史'"的本质是以小见大,这也与黄仁宇先生追求的身份有密切关联。在黄先生看来,作一个像钱穆那样的平民学者远要比高高在上的所谓权威更值得去努力。因此,黄先生的作品是否通俗还是学术其实没有多大意义,他的出现,实际上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接受看似枯燥的历史。这样的意义或许黄先生不曾感受,但借用先生的观点,如同他所说的"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时值黄仁宇先生逝世10周年,以拙文为念。


  序章:黄仁宇小传


  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对于少年黄仁宇来说,令他最为恼羞的,莫过于下雨天别家的孩子穿时髦的雨鞋,而他只能光脚踏着木屐,在湿漉漉的街巷发出沉闷无趣的声音。他偶尔会向父亲黄震白抱怨,但更多时候,他只能独自忍受内心的痛苦。家庭的现状让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一切。


  1918年,黄仁宇出生在长沙一户破落的小公务员家庭。除了简单的三餐,如果想在长沙街头买些烤番薯、烤玉米或是别的零食填嘴,那么只能去梦中相见;口腹之欲多少还能忍受,但多数同学出于学习的需要都拥有一支漂亮的钢笔,而他因家中拮据,拿到手的却只能是普通的毛笔与墨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心灵的痛楚时时折磨着他,无法抹去。


  黄仁宇的童年生活原本不需要这样寒酸甚至窘迫,黄震白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妻儿过上体面的日子,并得到他人的尊重。黄震白年轻时曾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建讲武堂,也曾受校长许崇智影响假如同盟会,也算是元老级人物。1911年,许崇智参与发起福州起义,宣布福建独立,不久黄震白即被许任命为参谋长。


  后许崇智一路高升,从陆军第14师师长到福建北伐军总司令,到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再到粤军总司令,直至广东省政府主席,其身边人也随之飞黄腾达,黄震白也不例外,虽然期间因袁世凯称帝而使四处逃离,但袁死后黄的生活又恢复平静与安定。


  只是好景不长在,云漂水流之后,蒋介石因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身亡,开始借此以各种借口排挤许崇智。1926年2月,蒋介石以其军力为后盾,用一封薄薄的劝退信逼自己的这位结拜义兄离开了广东,从此消失在中国的政坛上。


  许崇智的离开是黄震白,同时也是整个黄家的转折点。出于传统的军人荣誉感,他不甘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服务,更不愿意为其他军阀卖命,无处选择的黄震白只得打道回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机关单位随便找了份差事以养家糊口,黄家的生活顿时高峰跌落至谷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震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没有能够以自己拥有的资源去谋划一份至少不会像这般拮据的生活。但就人格而言,黄震白无疑是高贵而令人尊敬的。他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沉沦黑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黑暗的世界作出了抗争。然而,在世道纷乱的年代,这样一种抗争显得软弱而无力,生活的现实逼迫着一家之主必须将眼光放在近处。在黄震白看来,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但儿子却不能像他那样做一个沉沉浮浮,没有出息的普通人。


  在黄仁宇还未设定自己的人生轨迹时,身为父亲的黄震白抢先为他铺好了道路:顺利考上大学,然后寻个体面的工作。当时所谓体面的工作,除去在洋人开设的银行、商社以及海关、电报局外,就是做律师、工程师等等实用职位。这是当时黄震白对这个儿子最大的希望。


  黄仁宇虽然对理科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出于孝顺还是同意了父亲的规划。事实上,少年黄仁宇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14岁时就已是《湖南日报》副刊的特约作者,而且还画得一手好画。他所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年少时在文学上打下的基础,与其以后的历史著作扫脱严肃单板的桎梏不无关系。


  彼时的黄仁宇还想不到那么遥远,他所要做的就是在喧闹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他的学业,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找份好的工作。然而内心所想永远敌不过外部事件的发展变化,黄仁宇想要安分守己地做个"乖宝宝",但是社会的浪潮却无法让这个已小有思想的年轻人安坐于教室,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


  那时的黄仁宇已是一个中学生,与其他热血的同学一样,对湖南省主席何建指定的迂腐老旧的校长颇为不满,一致要求省政府撤换校长,并停止在体育课中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斯巴达式的野蛮教育。在政府还未做出表态之前,黄仁宇的父亲却率先有了动作,他不仅要求儿子停止这种毫无尊长的行为,更亲自跑到学校监督儿子的学习。


  其实黄震白并非怕事之人,如果他胆小如鼠,毫无骨气,那么他早年也不会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他称作"中国式的男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耐一切,而为了尊严,可以放弃一切。这个尊严是家庭,也是国家。尤其是对军人出身的黄震白来说更是如此,从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震白起先要求家人远离这场战争,但没多久还是毅然让两个儿子参军卫国。几十年后黄仁宇在学术问题上对权威的不屈与坚持,与父亲的这一性格不能说毫无关系。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多数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太多的感触,而在时光流逝之后,孩子成为老人,才能真正体会父亲的用心。黄仁宇也是如此。他自认是个幸运者,能在乱世成长进而成熟,使他对外界洞若观火,一如他自己所的那样:"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他日后创立大历史观有着莫大的帮助。


  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1936年,18岁的黄仁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并度过了一年快乐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如果不出意外,大学4年的光阴都将以这种方式度过,并在此间留下最为美好的回忆。如所有年轻而不甘寂寞的大学生一样,血气方刚的黄仁宇也以自己的方式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然而第二年夏天,北京卢沟桥的一阵强盛打破了所有人的好梦。从这一天起,每个人的人生都将因为抗战而发生改变。


  有志青年都报名参军去保家卫国了,黄仁宇开始坐立不安,他也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奔赴前线的同学一样,传奇军装扛起枪,但是他不能违抗父亲的意思。父亲要求他不要放弃学业,好好念下去。在黄震白看来,这场战争虽然会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但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贸然投身行伍未免不妥,何况,黄家已经有两个儿子参军了。


  正在黄仁宇犹豫不决之间,时间已到了8月28日,这一天,出于形势上的考虑,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3所大学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黄仁宇也就自然地留在了学校。


  安定的学校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城破,武汉告急。长沙的局势也已到危急时刻。此时的长沙临大已乱作一团,大家都在忙着搬运自己的行李,还有学校的教具。教育部已下达命令,让长沙临大紧急迁往云南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学校准备撤离长沙时,黄仁宇改变了去昆明的决定,他找到父亲,说自己还是想参军。黄震白沉思再三,告诉儿子,参军可以,但必须考入军校,以正式军官身份进入军界。1938年7月,黄仁宇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校原在南京,后迁于成都。黄仁宇从考试地汉口到成都的路途可谓充满了一波三折。先是接到命令到宜昌待命,结果这一待命"待"了足足3个月。踏上去成都的路途时,已经年关将至。


  黄仁宇考入的是中央军校第16期,于1939年1月1日开学,1940年12月25日毕业。中央军校建校之初学制并无定规,自第8期开始制度化,定学制为3年。第1年为入伍生教育,之后实行为期两年的正式学生教育,成绩合格毕业后分配至各部队任见习官半年,随后即可以少尉军官补用。战争为特殊时期,因此学制缩短为两年。


  在黄仁宇看来,军校的训练,有时充满了禅宗的意蕴。有时一名教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学员是否眨眼,同时,另一名教官藏在他们的身后,出其不意地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


  在军校鼓噪乏味的训练中能时常出现这样有意思的教官和教程,倒也是不错的。教官强调的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也成为黄仁宇日后坚持的学问原则。


  军校毕业后,按规定黄仁宇需到基层部队见习半年,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和一个叫田海男的人直接奔赴前线,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正式的排长。有如此待遇,黄仁宇要感谢一个人的帮助,那就是田海男的父亲田汉。黄仁宇与田汉相识于1938年的春天。那段时日,黄仁宇没去昆明,而是为寻找投考军校的机会留在了长沙。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长长世面,黄仁宇去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抗战日报》应聘工作,结果求职成功,成了这份爱国报纸的编辑,因为这个机缘,他又与在同一报社的廖沫沙相识。两人是同乡,又实际上主持着报社的日常编辑工作,寝则同床,食则同桌,关系特别的好。除了工作关系,同样出身于军人家庭,也使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两年后,黄仁宇从排长升为代理连长,不过在国军基层单位普遍不满员的建制下,黄仁宇的连长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加强排职位。他的只有36个士兵的连队隶属于国军第14师,驻防地为云南边界,当时为与日军对峙的最前线。边界之地,交通闭塞,后勤不足,使黄仁宇觉得自己身处古代。虽然第14师一度拥有国军当中"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所处的环境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在黄仁宇看来,他们的生活是盟军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


  就在他焦急地等待能岁部队痛击日军,立功受勋时,一个噩耗传来:父亲去世了。


  因为邮路不畅,父亲的死讯花了整整一个月才传到黄仁宇的手中。黄仁宇请了长假回家乡奔丧,回来后,他已不能去野战服部服役,被调到司令部从事文书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或许对他的特长来说有了用武之地,但机关单板无聊缺乏生气的生活与工作内容让他感到深深的不适。窗外的炮声隆隆与窗内的死水一潭形成鲜明的对比,黄仁宇始终在寻找机会,有朝一日能从上战场。


  1943年2月,由缅甸撤退至印度的新22师、新38师,以及由国内空运而开的新30师组成新一军,首任军长为郑洞国。黄仁宇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去他(郑洞国)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就这样,黄仁宇再一次亲临炮火横飞的战场。


  黄仁宇在这支军队里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亲眼目的了中国将领与美国的史迪威的冲突,前者因没有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而恼怒,而美国人在多数事情上的我行我素,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感受的做法,也使他们很难获得中国人的全面信任与配合。黄仁宇日后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许多有关此类的记录。对他来说,这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理解为他在炮火与文字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点。因为在艰苦的战火岁月中,他也不忘用手中的笔及自己的写作才能将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登载于各大报纸上。年轻气盛,加上为了写最独家的报告,黄仁宇多次不顾生命危险出没于寸草不生的险要地带。1944年,黄仁宇在缅甸密支那负伤,生命几近垂危,好在终极渡过难关,因此获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


  赫逊河畔谈历史:求学在美国


  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但这仅就生活本身而言,在情感方面,却犹如汹涌的波涛,接连两次冲击了他尚未成熟的胸膛。因此,这两段感情也就无疾而终,成为生命中的插曲。其间,他也曾想重返校园,但是此事因诸多原因而没有成功。


  解放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被调到东北任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参谋。1946年6月,黄仁宇得到一个消息,政府要举行去美国军校留学的选拔考试,在沈阳有一次初选。黄仁宇顺利通过了这次初选,随即去南京参加复试。复试的结果令他十分高兴,他与其他15人将被送到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习。


  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雷温沃斯要塞。这个地方风景优美,令人陶醉。但是大学的学生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欣赏。军校严格的规章制度使他们只能在教学中度过每一天,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有时间放松。这所大学除了来自中国的学生外,还有英国、法国的军官,这些军官的军阶各不相同,非常混乱。黄仁宇并没有过多关注学习以外的东西,这次机会对他来说太重要了,他没有浪费每一分每一秒。


  1947年6月,黄仁宇和他的同学完成了参谋大学的学业,集体回国。此时国民党的形势实在让人乐观不起来,就在黄仁宇回国前3个月,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所谓蒋介石5大主力之一的全美械装备的整编74师,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蒋介石谓此事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时局不稳,战场失利,使南京政府迅速将黄仁宇这批军官分配至各级作训单位,以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然而此时的南京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已岌岌可危。此时的黄仁宇不得不再一次为自己的前途考虑。


  1949年的春天,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时的同学袁韦兴找到了黄仁宇,希望他能够担任自己这个驻日代表团副官的助手,黄仁宇有感于国内窒息的空气,也想为自己寻一条新的出路,于是答应了同学的请求,在5月,从香港坐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的头等舱,去往日本。黄仁宇在驻日代表团的工作非常清闲,只是登记、转交、抄送,以及一些最为简单的汇报。对于这种散淡的日子,黄仁宇起先并不完全喜欢,不过由于工作清闲而得以有大量时间用来看书,倒是让他感到十分高兴。此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从某种角度来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这也正应了那句话:世事难料。


  1949年10月,驻日代表团的中奖团长朱世明撤掉了自己的秘书,并要求黄仁宇担任自己的贴身副官。由于这份新的职务会剥夺自己平时的自由时间,黄仁宇并不愿意娶当什么副官,但是上司并不接受他的说辞,黄仁宇只得硬着头皮开始了他的新任务。成为朱世明的副官后,黄仁宇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内幕,其中波及面最广的要算"叶山会议"事件。


  1949年10月10日,原南京政府驻法国大使馆"公使"凌其翰与使馆各级工作人员在"大使馆"门前降下了"青天白日旗",第一次在巴黎悬挂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此事时间被蒋介石方面成为背叛,影响极大。


  驻日代表团在离东京郊区的叶山有间宾馆,作为周末休闲娱乐之用。巴黎大使馆起义后,驻日团曾在叶山召开过一次秘密的会议。黄仁宇听说在这次会议上有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大意是效法巴黎大使馆,让驻日代表团也改弦易辙。据说这些话被朱世明的秘书泄露了出去,才使朱世明撤掉了这个秘书。虽然这件事日后朱世明没再提起,很多人也没再多问,但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朱世明被看做是这场阴谋的策划者,他被美国人怀疑,被蒋介石调查,被其他军界同仁轻视,最后,朱世明不得不辞去团长的职务,而黄仁宇也收到了自己的退伍令。


  不能回国,也不想去台湾,黄仁宇想起了曾经就读过的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他觉得这个时候申请一所美国的大学继续深造或许是不错的选择,重要的是,他在参谋大学学习其间取得的学问或许能派上用场。很幸运,黄仁宇找到了认可他学分的大学,被称为"公立常春藤"的密歇根大学,专业是新闻学。


  当时已是34岁"高龄"的大学生黄仁宇学习时分刻苦,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取得了新闻学的学士学位。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那时的他,口语还不是很流利,大学期间有没有相关的工作经历,他写的那些新闻稿件并不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因此,他的求职总是在一次又一次拒绝中结束。


  很多人怀疑他当初选择专业时是否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只是凭他曾经在战场上写的那些战事通讯而自认为能在这行做出什么成绩出来。我们无法了解,黄仁宇遭遇接二连三地拒绝后,心中是否会有懊悔。但至少以日后发展发生的事情来看,至少在学新闻的时候,黄仁宇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就是新闻系主任威斯理·莫勒。

  在黄仁宇的回忆中,威斯理·莫勒是个非常有趣的人,每次下课,他总是愿意和黄仁宇多聊几句,并推荐他看相关的历史书籍。如黄仁宇自己所说:"我开始注意历史,大半原因是受他影响。"这所谓的影响更多得来自威斯理·莫勒的"特殊背景"。这位新闻系的系主任曾就读于神学院,毕业后曾立志想做个牧师,也传过几年的教。他总是很乐意和他的学生,尤其是黄仁宇谈论那段时光,还不断提到星法院、命运预定说的教义、陪审团审判等。


  这些事物黄仁宇从未听说过,他感到了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心情促使他急切地想要了解这些东西,此时的黄仁宇"我逐渐相信,我的中国知识和经验应该透过历史来评估。""但那时我还不知道是透过世界历史,或是西方文明史,甚至不知两者有何差别。"正是出于这种疑问,黄仁宇对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周围又有许多同学与老师劝他,如果想要研究历史,就必须继续深造。在这种情况下,黄仁宇开始读历史学。


  在大学毕业后的第3年,黄仁宇顺利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又过了7年,黄仁宇拿到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明代之漕运》。这10年的硕博生涯,对黄仁宇的那些美国同学来说,或是是惬意无比的,但对他来说却充满了艰难。到美国前,黄仁宇并没有攒下太多的钱,大学时已花去了大半,为了按时缴纳硕博期间的学费,并保证生活上的开支,黄仁宇除了学习,全部的时间都放在了打工上。


  黄仁宇干过电梯工,洗碗工,服务员, 清洁工。只要能立刻拿到钱,他本身又能做得了的他都做过。黄仁宇很享受在工作以后拿到报酬的那种感觉。正是有了这种感觉,才让他忘却了工作上的辛劳。尽管辛勤的工作只是为了能保证学业能按时完成,但黄仁宇还是遭到了一些朋友的指责,他们认为黄仁宇应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历史研究上,而不是打工这件事情上。指责的人当中有一个是他的弟弟。


  打工经历总的来说是愉快的,但偶尔也有令人烦恼的时候。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一些年轻的研究生和讲师总是在店里高谈阔论,他们要弄熄烟蒂时,用的不是烟灰缸,而是咖啡杯,而且还很用力。他们这么做,给我增加多余的工作。咖啡杯只要沾了黑色污点,就没有办法用机器来清洗。"


  博士毕业的黄仁宇面临着同大学毕业一样的问题,那就是找工作。那一次他接连失败,这回却截然相反。他很快被南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所聘用,成为这所大学的历史系助教。这是一个极好的开始,应该说,黄仁宇的生活总算安定了下来。他的幸运季由此开始,1966年,他与格尔结为夫妻,不久之后,由于朋友同时也是知名教授的余英时推荐,黄仁宇被纽普兹大学聘任为副教授,年薪11500美元。由于纽普兹大学特殊的授课方式,需要黄仁宇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百余年的中国史融会贯通,使他开始逐渐培养其以"大历史"的方式来讲课以思考问题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最简洁快速的方式将中国复杂而精深的历史表达得明快。


  1967年,黄仁宇到哥伦比亚大学参与《明代名人传》的工作,为期一学期;在结束这项工作后,同年7月,黄仁宇又收到李约瑟博士邀请他参与《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工作。这无疑是对他历史研究工作的莫大肯定与信任。可以说,此时的黄仁宇,在历史研究领域已经是一位名家了。


  波折的荣誉:《万历十五年》现象


  1970年的夏天,黄仁宇全家迁到麻省的剑桥,进行为期9个月的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历史研究。在这里,他结识了费正清教授。黄仁宇的研究课题原定为整个明朝的盛衰变化,以税收制度的演变为主要内容。费正清教授给了他很好的建议,让他舍弃了在近300年历史中耗费大量精力描述基本的事实,而将所有注意力集中于16世纪,黄仁宇最终将这个课题定名为《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费正清教授虽然是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对黄仁宇的研究工作也帮助良多,但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一直和睦下去,随着课题研究的深入,两人陷入了研究方法的冲突之中。一个偏重于某段具体历史的分析,而后者则更注重"大历史"观下对千年的历史进行纵横交错,以理出历史本身的演进过程。


  为了将《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顺利完成,黄仁宇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除了必要地休息时间,黄仁宇每天几近工作12个小时以上。至,1971年初,书稿终于完成。黄仁宇将稿子复印了一份寄给了英国剑桥大学,希望能在这所大学的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对方很快回复了消息,表示很看好这本书的出版前景。与此同时费正清教授也表示出对书稿的兴趣,但他更愿意将书稿抽出一部分内容出版,黄仁宇回信说自己无法将书稿进行分割,因此这本有关16世纪明朝财税制度的书最终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此书的出版使黄仁宇在历史学界的名声大振,加上参与李约瑟博士主持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课题,以及撰写《剑桥中国史》明朝部分的荣誉,使黄仁宇的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此时黄仁宇已在纽普兹大学任教10年有余,无论是在外人还是自己看来,黄仁宇的学术和生活都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然而中国有句古话"否极泰来",好运连连的黄仁宇在遇上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挫折--1979年3月27日,他被纽普兹大学解聘了。


  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在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名声在外,受人尊敬的黄仁宇会遭受如此待遇,即便是被同一时间解雇的教师不曾想到。这一年黄仁宇62岁。失去工作的黄仁宇也想过为自己维权,也去找过新工作,但都不如意。与失去工作一起带给他沉重打击的是《万历十五年》的出版过程。黄仁宇的这本书,是通过一个朝代的横切面来展示明朝潜伏的危机,照射出这个帝国有盛转衰的必然性,可以说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只是手法上,为了便于普通读者能对历史产生兴趣,而采取了通俗的演绎方式。只是这样一来,《万历十五年》便出现了一个奇特的问题。


  在学者看来,本书过于强调通俗性,表现手法上过于轻率,立场上偏重于私人情绪,使得这本书缺少严谨的学术态度,而在出版商看来,这本书没有惊险的冒险,缺乏故事性的叙述语言,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是一部历史著作而非通俗读本,美国的出版商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所写的那样,商业出版商担心"妨碍资金的流通,迟滞今后业务",大学出版社则"顾虑学校的信誉与地位。"


  黄仁宇将希望寄托于英国方面,但对方看到美国同行的反应后,也婉拒了黄仁宇的出版请求。无奈之下,他想到了中国。他以最快的时间将书稿译为中文,希望能得到在中国出版的机会,但是当时中国动乱的余波尚未完全过去,他对此并不抱过多的希望,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


  1978年,黄仁宇长沙临大时的同学余哈维从美国前往中国探亲,黄仁宇便将书稿交给余哈维让其带往中国。同学的中国之行给黄仁宇带来的好消息,余好哈维告诉他,他的妹夫,当时颇为有名的漫画家、作家、书法家黄苗子愿意玉成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黄苗子又请廖沫沙出山为此书作序。当时廖沫沙刚被平凡,身份贤重。黄苗子当时尚不知廖沫沙与黄仁宇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世上的事情就是这般奇妙,转来转去,都是一场机缘。


  经过黄苗子的热心推荐,中华书局同意出版这本在国外遭受冷落的书稿。经过出版社的文字润色,及返回给黄仁宇审定,1982年5月,《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两年后又再版,至21世纪的头10年,已不知这本书到底再版重印了多少回。


  大陆版问世后两年,台湾的食货出版社在台出版《万历十五年》繁体版,到1992年,这一版本的《万历十五年》已再版了25次,2版后,又有印刷50次的记录。从这一数字上可知此书在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西方的出版界亡羊补牢,也很快使黄仁宇的这本代表作成为畅销书,而且还成为几家大学的历史教科书。


  时至今日,即使不是历史的专业人士,对"黄仁宇"这个名字也不再陌生,而在几十年前,一般的读者对这个人还是相当的陌生。《万历十五年》将黄仁宇从一个美国式的历史研究学者提升为一个具有全球知名度的著名历史学家。


  第一章 从大秦到西汉:历史进三步,退两步


  黄仁宇先生指出,兵马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秦始皇提供了重要线索,使我们能透过形象各异的陶俑,对历史上的这位极具争议的皇帝勾勒出相对清晰地轮廓,也认清继其而起的汉帝国何以能勃兴而延续达400年之久的原因。于是,现今的读者,透过秦皇汉武的余光,借助地下文物与地上史料的双重印证,于漫长的历史隧道中,有幸能以较为真切的目光窥探几番诸如司马迁、班固、霍光及王莽这般人物的内心与外行。


  如同历史本身跌宕的命运一样,这些响亮名字的背后,无不充满着矛盾、坚持与忍耐,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下,即便是王莽,我们也可称其是在以最大的善心帮助他的帝国走出困境,就这点而言,他不失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从后世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秦皇至王莽的这段历史视作帝国之草创,因此,在看似稳定的大一统下,也隐秘着不为人知的暗香浮动。即黄先生所言的"进三步,退两步"。 这一点,西汉尤为明显。

  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


  "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黄仁宇

  公元前221年,对嬴政来说,是值得存照留念的日子。随着齐国国君建走出国都临淄城,向秦将王贲投纳版籍,齐国灭亡,历时9年的统一战争宣告结束。


  坐在咸阳宫里的嬴政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在这9年当中,无数的人流干了眼泪,流尽了鲜血,流亡在天涯,国家倾覆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白骨填壑也成了杀人之外的娱乐游戏。这在秦国,也不能例外。然而经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人们忽然发现,公元前221年的景象,与往常已有了根本的不同。


  从这一年开始,天下的百姓要陆续抛却以往所有的生活经验,去迎接一轮执政者所说的"新的曙光"。无论是对种地的、读书的、还有做买卖的,除了以最快速度适应新时代,没有他径。以往的赵人、燕人、或是楚人,此时已统称为他们原本恨之入骨的秦人。他们需习练相同的文字,出门打车,坐的也是被重新校订了宽度的新坐骑。固然所谓"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一日而成,但百姓们已经看到了嬴政的决心,他要在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新国家里,演绎一段全新的传奇。


  嬴政对此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白,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有耐心。吕不韦门客三千,故吏遍地,权倾朝野;嫪毐太后,私生两子,阴谋叛乱,最后皆为嬴政所灭,这其中固有诸多因素,但若无耐心,怕大事也难一蹴而成。


  自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继王位,至"奋六世之余威","振长策而御宇内",不会不会明白,战争动乱,六国"苦秦久矣",秦人自己实际上也受累于此。所以天下既安,重要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制度建设。这是王朝巩固的基础。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风俗,统一钱币形制,无疑是这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开端。嬴政明白循序渐进的道理。治大国如烹小鲜,当然需要慢工。


  史载,嬴政每天需要批阅的各地奏报,以竹简的重量来算,足有120斤。即便放到现在,这也不是一个小数,何况这一数字对于嬴政是最为基础的规定。每天如果没有批完既定的工作量,嬴政便不能享受理应情趣十足的私人生活。事实上,在史籍中,人们几乎看不到后世君王常有的那些宫闱之事,就连他的皇后的名字,人们也无从知晓。


  史无前例的大帝国,需要他耐心细致的指点,也脱离不了他个人性格的点缀。耐心细致,所以帝国广大,却皆遵循着同一种原则;个人性格,所以在细节之处,也显露出其艺术性的想象力和胆魄。后者,如同黄仁宇先生论及的一样,我们应该对"临潼县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正由于他们在1974年的意外发现,让人们从赫赫兵马俑的身上,寻找到了窥探真实嬴政的另一个线索。


  黄仁宇先生由此说道:"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究嬴政在兵马俑上的所作所为,其实不难解释他在成为天下的主人后,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如前文所提的"同文同轨",或是将钱币形制定为圆形方孔,以致后世虽有名称上的不同,但皆遵秦制,以及"废分封,立郡县",修建长城,北击匈奴,将全国的豪族世家120000户迁到首都附近,以便压制监督,同时承认自耕农对所开垦荒地荒山的所有权。

  这些被后世称为"万代所宗"的小手笔、大手笔,以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来看,无非是为了"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使得全境之民,能在一个整齐划一体系下,感受到如黄先生所称的"平等的观感"。


  由着这样的创造,我们便常能于史书之中翻阅到"黔首大安"这样的篇章字眼,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嬴政式的模范或称原则,对中国日后两千年的社会发展,不可谓不大,而就其当日所铸就的成果,也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批判其为"残酷无道"、"丧失人性"。这就好像青蛙吃苍蝇,就论其为嗜杀成性。这也正是为什么汉初勤于总结秦朝倏忽而亡的教训,制度上却依旧"汉承秦制"。嬴政最大的功绩并不在此,而是如黄先生所说,"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


  在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于空旷一片的白纸上,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进而以进取之姿态,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冒险活动。这样的君王,称其为"千古一帝"丝毫不为过。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缘由,才有以后在这个嬴姓子孙身上所发生的令人"切齿痛恨"之事,让人无法痛快地作全面的褒奖或是彻底的贬损。这也正是黄先生所论"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的意思。


  就像前面说的,这与嬴政个人性格中所具有的艺术想象力和胆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公元前212年,嬴政主持修建秦直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这条"天下第一道"穿越14个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最窄处也有20米。


  同年,嬴政认为咸阳人太多而城过小,下令修建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嬴政在位时只修了一座前殿,而仅仅就是这么一座前殿,其规模就令人叹为观止--东西宽690米,南北深115米,占地面积80000平方米,足可容纳万人。因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新建的国家体育场,拥有永久性坐席80000个,在使用现代化机械、有7000名工人同时间作业的情况下,用时5年方告竣工,工程总造价22.67亿,可想而知,建造阿房宫,在秦代,又需要耗费多少财力、物力和人力?


  倘若说修直道是为了国防建设,那么阿房宫则显然是为了一己之私"酷使民力"、"残酷无道",况有"焚书坑儒"这等灭绝文化的"魔君手段",一切的善良修为和创造是决然不能掩盖其血腥的本质。嬴政千年的骂名由此注定。然而国家草创,一切从零开始。谁曾为他提供最为确切的参考?谁有能发誓说如果自己站到那时的场景,不会有嬴政的手段?作为一个全新世界的统治者,倘若抛却应有的想象力和胆魄,不5次巡游四方,是否又会让后来人发出"过于保守,而不思创新,毫无帝王之相"的责难?


  事实上的情况,黄仁宇先生早已为我们指出:"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从而又指出实际上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重点:"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嬴政无人能代替,"朕就是国",他一闭眼,这个国家不久重又陷入兵革之中,而此时已是秦二世,就此论嬴政,未免过于成王败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嬴政更多地扮演了种树人的角色,玩笑点说,他犹如《英雄儿女》里的王成,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而后历朝历代,不过损益相承罢了。


  "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


   --黄仁宇

  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80年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与其说是撞了大运的千年等一回的喜事,不如说他接手了一份苦命的差事,因为此时的汉帝国,与身心疲倦,重病缠身之人毫无区别。


  自高祖登位,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人翦灭吕氏,近23年的时光,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他(刘邦)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


  帝国动荡飘摇,物价飞涨。刘邦时期,1石米的价格是万钱,120斤大米需要2000元人民币,购买1匹马则需要100两黄金,其价值比现在的旗舰级斯巴鲁轿车还要贵上几倍,同时,商人投机倒把行为也十分严重。工商秩序混乱是汉初的顽疾。


  同样在刘邦时期,"人相食,死者过半",多数百姓居者无其屋,耕者无其田,失业又失家,领不到政府救济金,只得成群结伙地四处流浪,造成了最令帝国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流民。流民众多,纳税户少,国库空虚,国家疲敝,这一状况到吕雉时代并没有发展根本转变,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还有另层原因。


  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皆被封王视作私有财产,故而尽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壮大国力,而对中央政府,只是每年象征性的交点"保护费"。


  当日王侯间富者,以吴王刘濞为最。他左有铜山之便,可以肆意铸钱,右有东海之利,可以煮水为盐,依靠着如此雄厚的国力,刘濞的内心势必每天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侯国经济发达,中央财政见肘,也就是说部门经理比董事长拿得年薪还要多。刘邦、惠帝、吕后及中央高官厉行节俭,粗衣淡饭,实则是国家没钱,不得已而为之。身体羸弱,肌肉不显,无怪乎强人要来欺凌。以下这封匈奴冒顿单于送来的"情书",吕雉怕是终生难忘吧--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戏弄羞辱,吕雉纵有百般怒火,也只能一笑了之,继续奉行自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


  内不稳,外不安,汉帝国犹如走在钢丝上,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有性命之虞。对此时的帝国来说,稳定才是一切,发展更是硬道理。时艰出明主,这往往是不破的真理。刘恒是否能不负众人所望,将帝国带上一个正常的轨道,事实上,在其登位之处,即便是拥立他的大臣,心中也没底。


  以外藩身份而入大内,刘恒的内心最初肯定是有一丝惶恐。以"仁孝宽厚"著称古今的他,由于儿时不受刘邦待见,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并不抱有多大的信心。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他只能在承认现有局面的前提下,舒缓矛盾双方的情绪,力求一个相对平缓的态势。


  黄仁宇先生指出的"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正是他这种指导方针的体现。任重而道远,内忧而外患,若想撑起这个庞大帝国的架势,需要的是"见急用忍"。在"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实下,大刀阔斧恐怕只能适得其反。百姓有饭吃,不至成乞丐,有房住,不至成房奴,有地种,不至成草寇,才是最紧要的民生工程,而对那些日益坐大,越来越不懂规矩的诸侯王,暂且姑息时日。


  前178年,刘恒下诏,"除田租税之半",也就是将耕地的租金从15税1改为30税1,这个政策在前168年又实施了一次,也许觉得这样的力度还远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第二年,刘恒干脆下诏,将田租全部免去。虽然不久又恢复30税1的租金,但显然,刘恒和他的帝国已经向天下昭示了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登基3个月后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治国理念。黄仁宇先生对此的评价是:"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

  帝王时代,正规化不仅是民生安定,更是神圣君权的凸显。鸽子的羽翼丰满了,也要向秃鹰展示自己的强硬。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继位,刘恒以齐国开刀,将其分为六国。同年,封淮南王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实际上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削弱了侯国的实力。虽然诸侯坐大的局面未有根本的改变,但至少在一定层面上创出了安定与发展的模样。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以万计,用来串起铜钱的绳子已经断了;国家粮仓里的粮食多得连粮库都存不住了,新粮下面压着旧粮,有些粮食已经腐败得无法食用。


  若将帝国形容为企业,那么在刘恒之前,刘氏企业无疑即将破产,很多大企业正摩拳擦掌地准备清算。他们的眼睛早已盯上了电脑桌,文件柜,空调,沙发,还有那些无形的资产。还好,在经过一番董事会的震荡后,刘董上台,在"破产保护"后凤凰涅槃。刘恒抓住了所能利用了全部机会,随着帝国的蒸蒸日上,他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帝国的接班人,这句话刘启可能不止一次地从父亲刘恒的口中听到过。实际上,自他继位,始终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因为帝国的好梦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弹冠相庆的地步。令他最担忧的,不在内廷而在外藩。他要承先帝之业,让帝国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就必须对各地藩王做彻底的清除。


  御史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第一副总理)晁错的一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更让刘启意识到,对诸侯王开刀是必然而迟早的事。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只是割了对方几块肉,他们就哇哇乱叫地反抗起来。这就是发生于前154年的"七王之乱"。


  黄仁宇先生认为,这起事件是"文景之治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刘启虽然在前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但很快就"圣明"起来。事件的结果,如黄先生指出的:"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宫为奴。""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派遣,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


  汉景帝刘启不仅为自己扫除了执政的障碍,也为自己儿子扫清了御宇的麻烦,武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祖父与父亲给他接手的帝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起刘恒当初的境遇,刘彻无疑是个幸运儿。


  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即要面对老一辈留下来的顽疾,又要处理刻下的难题,然而终究以39年的努力,将刘氏企业带出困境,迎来希望。这不免让人想起一句话,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汉武帝:如此精明,却又这般愚暗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千万机独断的君主,如此愚暗?


   --黄仁宇

  晚年的刘彻总是陷入无以名状的恐惧中。


  他相信帝国因自己的努力才得以强盛,但是在宫中,他对自己的权威是否能到达每一个角落深表怀疑。病痛的折磨加剧了这种感受。帝国上空出现的连天阴云使大地非同寻常的寂静,似乎预示着不详的变故。这一年是公元前91年,刘彻65岁。


  黄仁宇先生说"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妆微行,几遇不测。"这已是过去的往事了,刘彻很怀念意气风发的时代,他可能会在心底哀叹:年轻真好。但是沉疴已重,他纵有万丈雄心,如今也只能在甘泉宫里回想曾经的伟大。皇帝的敏感多疑,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


  这一年,黑社会头目朱世安为丞相公孙贺所逮,交于廷尉审判,朱世安在狱中诬告丞相之子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而且还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刘彻的敏感神经拉响了警报,他起先还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虽然自设立中朝以来,对相权有所削弱,但不至君臣反目的程度,然而听到丞相及其子竟然以巫蛊之法谋害自己,刘彻的眼睛顿时冒出了黑光。他想到了缠身不去的疾病,原来竟是那些混蛋惹的祸。此时的刘彻,看谁都像是拿着利刃想要谋害自己的恶徒。


  刘彻下令,将公孙贺父子拘捕,满门抄斩,阳石公主也不能幸免,与此事有牵连的卫青之子卫及伉诸邑公主也一并杀掉。黄仁宇先生将刘彻的"暴行"概括为"专制魔王的毛病""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


  如果我们不将刘彻看作帝国的皇帝,而是帝国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者,心中的愤怒似乎会得到一丝的平息。他终身可以信赖的战友、最好的聊天对象、最贴己的知心朋友大将军大司马卫青已经去世15年,最被看好的帝国明星霍去病早已坠落26年,65岁的刘彻很孤独。


  太子刘据"仁恕温谨""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一想到自己百年之后,太子即是当朝天子,就多少心有不甘。他还不想死,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想和他的战友们一起马踏飞燕,驱逐匈奴。由此黄先生才有此论"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当一个人需要外在的寄托来撑起内在的生命支架,那么此人势必是脆弱的。两鬓斑白,老眼昏花的刘彻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人。这不得不让后来的读史者唏嘘不已,


  年轻时的刘彻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个"意志坚定"的人,有理想。有抱负,又有彻底的行动力。当其执政,汉帝国经文景的奋斗与积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富足,已有盛世之象,心腹之患唯有匈奴。黄先生指出"汉时匈奴已有二十四个部落的联盟,他们之力所能及绵亘一千五百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


  这个操阿尔泰语的民族,由于如黄先生指出的"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丧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几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的原因,使得帝国自高祖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公元前133年,将军王恢统军30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州)山谷中埋下伏兵,以当地一直与匈奴有紧密贸易往来的豪商聂壹为间谍,诱匈奴军臣单于亲率10骑兵入境,兵锋直指马邑。后因匈奴得到内情而撤退,是为"马邑之战"。此战虽无战果,却向匈奴宣告了妥协政策的完结。


  前127年,卫青,李息夺取河套,刘彻设朔方郡;前121年,霍去病取得河西之战的胜利,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前119年,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交战,歼敌700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兹后以全胜之势追杀匈奴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的肯特山),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一直打到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


  有胜利当然也有失败,黄仁宇先生提及"公元前99年的战役,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7%,很少生还"黄先生指的是李陵矢进而降一事。前119年的战役,其实说来也只能算是惨败,黄先生指出"十四万马匹出塞,不到三万南归",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


  令刘彻头疼的并不是这些军事上的"偶一失利",他最为挂怀的是战线拉得那么长,而军费却往往不足。导致后勤保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往往720斤粮食运到前线时只剩120斤。为了筹措军费,刘彻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盐、铁、酒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实行专卖,聘请专人理财,黄仁宇先生还指出刘彻其他"敛财"的方式"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刘彻当时,一切的经济、税收手段不过都是临时的政策,但日后却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这恐怕是刘彻万没想到的。


  希望很大,困难很多,但至刘彻后期,匈奴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已无复当年的凶猛,帝国北方边境由此得到了暂时的安宁。汉匈战争犹如马拉松长跑,刘彻以他惊人的意志带领他的帝国爬上了辉煌的顶点。年轻的往事时常让皇帝心潮澎湃,但过去的岁月已然不复再现,敏感多疑、恐惧脆弱、孤独无助成了晚年刘彻的主题词。


  或许这是命运之神的刻意安排,一个曾经鼎盛的帝王不能一辈子都被荣耀的光辉眷顾,他需要尝一些苦涩甚至悲剧性的人生滋味才能让他更趋完整。公孙贺父子事件让命运的安排更具某种凄凉感。但这仅仅只是刘彻晚年悲剧的开始,此后不久,便出现了黄先生所述的"惨祸"--


  "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太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生怕刘据一旦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愤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


  意志坚强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性格的缺陷,那就是过分相信自己,包括判断力,敏锐度,观察力,以及用人的准确性。江充是被自己看重的人,他的观察就是自己的观察,这里面又何尝会产生什么猫腻--刘彻想必就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正如我们始终谈到的,刘彻晚年,敏感多疑、恐惧脆弱、孤独无助,他恨不得将天下人都看成自己的对立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如兔子乱窜。


  刘彻15岁登基,御宇54年。他掌握了帝国的命运,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到老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不了年衰的自己。这实在让人不解,黄先生也提出疑问"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千万机独断的君主,如此愚暗?"刘彻就像一根枯老的树枝,在失去活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再度重生的力量。

  个性司马迁与反个性班固


  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独尊儒术)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论《史记》与《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过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常言道,文品亦为人品,作书当如做人。黄先生指出这两部史书的不同,其实也实指出这两个作史者各异的秉性趣味。如黄先生所言"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独尊儒术)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以后世眼光评论这两本史书,联系作者所为,我们不妨称司马迁为个性新人类,称班固为反个性的规矩人士。


  公元前127年,司马迁随父亲从家乡夏阳迁居长安,由于司马谈的关系,他有机会受教于孔安国、董仲舒这些当世名儒,依照我们固有的认识,在汉武帝崇奉儒学的大环境下,只要司马迁用心学习,对各位任课老师尊敬有加,另外时不时地写上几篇文章歌颂一下伟大的君王和他英名的政策,不出意外,司马迁必然会被龙目所钟,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他的人生也会展开一道与我们所见不一样的轨迹。但我们看到,他比没有那么做,除了尊敬老师,早睡晚起,偶尔做做身体运动外,对儒家所宣扬的那些理论,还是青年的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太多兴趣。


  他与当时富贵子弟的主流意识不同,当人家还在为仕途升迁而投主所好时,马革裹尸、英雄沙场是他的人生理想,张骞、霍去病是令他热血沸腾的偶像。城市的生活使他驿动的心感到疲倦,他希望自己能走出被城桓束缚的世界,去一览瑰丽壮美的江山。


  都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对于司马迁来说,每个有理想的少年身后都有一个同样性情的父亲。司马谈一向倡导"有志理想,路在脚下",也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著书写史,就以此为原则,如今他又想编撰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只是年事已高,怕有些力不从心,儿子年少,除了让他出去多走走,广博见闻外,司马谈也有私心,就是让儿子接班写史书。


  说司马迁"自由奔放"多少有些过,但如黄仁宇先生说的"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倒是清晰可见。老话说"三岁看到老",司马迁的这一情趣秉性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然,这已是后话。


  20岁的司马迁带着多走路、多思考、多记录、多经历的目的,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旅途--"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口袋里的钱粮足够他一路潇潇洒洒,但他终究不是纨绔子弟,如今常说,只有用心,才有花开结果时,于司马迁而言,他唯有带着感情去体验,这段旅程才有价值。他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当这个年轻人来到汨罗江畔时,他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高声朗诵屈原的诗,念完之后痛哭流涕。


  这样一个人,放到现在都显得有些"闹腾",司马迁有自知之明,说自己是"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黄仁宇先生认为"这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我们当然也能料想,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班固,对司马迁不会有什么好感。抛开他的家庭环境,单就皇帝的所好来说--黄仁宇先生指出"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班固显然活在主流社会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活"并非出于什么政治压迫,或是万般无奈的选择,而是主动靠拢。他的一生也经历过"男儿当自强"的火热年代。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也算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了一回。不过,这段故事于他而言不过是段插曲,洒脱一点来说,是抽身于繁忙的公务去戈壁荒漠度度假,散散心,他人生的重心始终不离"正经的学问"与"正道的生活"。

  环境决定处境,思维决定视野。班固是个成功的读书人,也是个忠诚的体制维护者。故而,对利益富贵这类东西非常敏感。司马迁认为,妻子儿女没有衣服穿,逢年过节祭祀祖先没有好饭好菜,作为一家之主,是应该感到耻辱的,如果没有这种心情,那么连草木都不如。黄仁宇先生故而指出"在他看来,贫穷是做事失败的象征,除了特立独行的人可以例外,其他都应引以为耻"。显然,司马迁把自己看做是特立独行之人,但班固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游离在主流价值观之外,他旗帜鲜明的对司马迁举起了反旗,黄仁宇先生引班固《汉书》里的《司马迁传》指出"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说出上述的那番话,司马迁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头脑。在大家都唱高调,鼓励精神愉悦的时候,他掀开人们内心的欲望,袒露人性的本质--富者人之情性。在他所处的时代,自然比谁都要个性。因为黄先生指出,这样的话"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作为一个史家,性格因素对史料选材的影响,至少在司马迁身上,显得格外明显。单拿项羽与刘邦来说,这二位应该都算是英雄,不过英雄也有大小之分,在特定的环境下,英雄有时还是流氓的代名词。刘邦彭城大败,慌不择路,为了不被敌人抓住,就把儿子刘盈、女儿刘乐推下车,好在有夏侯婴一片仁心,才保住他们的性命;刘太公被项羽所执,项羽威胁要把刘邦的父亲剁碎煮肉羹,刘邦笑着说"有幸请分我一杯。"刘邦这个英雄流氓将"不慈不孝"全都占全了。


  依照儒家倡导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开国领袖的这些糗事应该以某种高超的技法隐去,或者干脆不写,而且项羽论起来,乃"本朝第一号公敌",后世有"尊刘贬曹",生于大汉、长于大汉的司马迁,当然要以国家的名义对这个让自己的领导吃尽苦头的"反革命"一贬到底。但司马迁并没有这么做,他将《项羽本纪》排在《高祖本纪》的前面,将项羽以同情赞誉之笔法叙其可爱的面目,而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黄先生风趣地指出,这要是放在班固的时代,项羽就只能被称为"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班固对此心有领会,他总是能以主动的姿态贯彻自己和上司的主张。黄仁宇先生指出"他的《高后纪》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一事一字不提。"司马迁却是"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论班固就是一个死板僵化之人,他多少也有些"异类"的色彩,比之他所写史书的"中正端直",他别的文章却生动有趣,潇洒明朗,不带迂腐气,更没有"官方色彩"。只是两人虽分明有异,结局却都有些惨惨戚戚。一个被宫刑,一个蒙冤入狱而死。在这方面,两人算是殊途同路了。


  "影子帝王"--霍光


  政事一决于光。


  --黄仁宇

  公元前119年,21岁的有为青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奉旨出征匈奴,途经多年未曾履足的家乡河东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暂作歇马时,霍去病与亲生父亲霍仲孺相认,与此同时,同父异母弟霍光第一次出现在这位少年将军的面前。


  相较于对父亲的感情,霍去病似乎更喜欢这个年仅10岁的弟弟,在行军打仗中也不时与诸将谈及自己与弟弟短暂相处时的愉悦心情。这种愉悦心情促使他在得胜还朝时,也将霍光带在了身边,见识了长安的繁华,朝拜了天子武帝,由此霍光从基层做起,先为郎官,后为侍中,兢兢业业,唯恐有失。


  行事乖巧,遇事沉稳的人,就像沉静的花朵,令人感到发自内心的舒畅与欢喜。霍光就是这样一朵花,他赢得了朝廷上下几乎所有人的欢喜,包括汉武帝刘彻。因之这个男人的特殊身份,他对霍光的宠信更具有影响全局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刘彻对霍光的宠信来自于"爱屋及乌"的心理。霍去病少年成名,风头盖过一代名将,其舅卫青,前程武功皆不可限量,却不幸在24岁时,因病早逝,真是对不起父母给取得名字。


  刘彻哀叹之余,很自然地将对霍去病的全部宠爱放置在了霍家的唯一骨血身上。冠军侯去世不久,刘彻就封霍光为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的待遇,随伴左右,直接负责皇帝的出行及其安全。与其说这是汉武帝对霍光的信任,不如说是对霍去病信任的延续。


  然而,他人加恩,自己却不能不思量自己的位置。霍光和他的哥哥一样,也是个聪明人,他的聪明就在于,在宫闱森严,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宫廷之内,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出入禁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这为霍光开阔视野,洞悉人情,锻炼自我品质,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有莫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由于主要精力放在内廷之上,而没有像卫青、霍去病那样,渴饮匈奴血,饮马黄河边。武帝驾崩之后,宫廷一切的变故与翻转也与之有着解不开的关联,也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霍光终身未出塞,可是却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这或许正是黄先生指出的"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于之争的权威"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这是否是晚年遭受"巫蛊之祸"的汉武帝刻意让霍光成为"众矢之的"的安排,今人已不能做完全肯定的回答。实际上,如果说刘彻在选择金日磾、上官桀为顾命大臣,只是出于人事安排的"技术性"考虑,那么选择霍光,无疑是将其视为唯一能信任的人,刘彻驾崩前,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便是明证。


  其实,绝对的信任有时也并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这会让人除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别无他途可以报恩。霍光也许不会这么想,但事实上,他已经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当日的情景,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暗地里却波涛汹涌。武帝穷兵黩武,国力已几近耗完,内斗也因武帝身后的利益再分配而隐现于宫闱之内。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团结。


  出于这种考虑,便有了黄仁宇先生所言的"以嫁和睦"之事。黄先生说道:"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磾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女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六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


  利益勾连,才可能有所牵制,而趋于一定限度的平衡,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制衡体系,霍光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但这种人事关系上的相互"和睦",却给昭帝刘弗陵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不仅是"政事一决于光",更多的来自内心的恐惧。帝王在恐惧什么呢?


  自古无出一理--功高盖主,取而代之。即便昭帝年少有为,淡淡的几句话就将上官桀设计诬告霍光谋反的事化解于无形,让满朝文武都一致认为这个14岁的小家伙"高祖、文、景俱不如也。"但怎么说汉昭帝毕竟年少,尤其作为帝王,出于本能,他不得不有所提防,也正由于朝政勾连错节,皆有霍光一人独裁,每次见到霍光,这位少年皇帝都只能"虚已敛容",背后冒凉风也未可知。世论这为霍家的最终败亡埋下了伏笔,不是没有道理。


  说霍光挟天子以令天下,当然有所不妥,然而单就霍光发号施令者这一身份来说,"影子帝王"的面貌事实上已经初现。从善意的方面来理解,武帝宠信备至,自己当然要事必躬亲,将先帝托付的这个天下照顾好,断不能出一丝差错,这是霍光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所要思索的。他想得多,也做得多,照《汉书》的说法,"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霍光越做得好,百官越是敬重,皇帝也越是倚重(虽然是否出于完全的主动,还是被迫接受,如今已无所知),加之随着外孙女的入驻后宫,霍光的身份也在朝廷重臣另加了一个"外戚"。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不幸因病早死,此后,虽然霍光已不再直接立威于朝廷,而是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霍光的废立由这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出面做主。"但一为武帝顾命,一为昭帝肱骨,老臣多已身死,庙堂之上唯有他是老资格了。这个时候,他不当"大佬",又有谁能说自己能扛起这个国家的重担?


  人生轨迹的转变,很多时候其实是形势所逼。拿昌邑王刘贺一事来说,霍光先立其为帝,后又罢黜其位,似乎有点翻云覆雨,乾纲独揽的架势,俨然一个真正的君王,操纵着一切。如果说霍光要自立,恐怕没有人不会相信。


  细察昌邑王一事,其实我们会发现,霍光无非是在做一个忠臣良子分内之事。刘贺即位27天内,就干了1127荒唐事,平均一天40件。废除这样的昏昧之君,与其说是在彰显作为"影子帝王"的权威,不如说其实霍光是在维护汉家的传统。其虽有帝王般的权力,但归根到底不过是汉家的看门人。这一点霍光是清楚的。黄先生认为:"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作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这是因为这个原因,其所立的汉宣帝刘询立结发妻子许平君为后,而不立霍光的小女儿为后,当中还演绎出一段"寻故剑"的典故,霍光即便有帝王的权力,却也无法左右真龙天子的坚持。


  这也正是所谓"影子帝王",终究不过是影子罢了,遇到大晴天,也自会收敛其模样。这是游戏规则,即使位重如霍光也不能改变。这以后的事,诸如其妻背着他派人鸠杀许后,死后因事泄,子孙亲戚皆被皇帝削去权力,以至谋反而灭族,又如何是这位霍老二所能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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