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读书 > 三言两语 > 正文

金克木囊中羞涩在图书馆上大学

来源:文汇报 作者:张建安 发布时间:2012-08-21 16:55
分享到:

  金克木曾专门写过一篇他与图书馆往事的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平生有很多良师益友,但使我最感受益的不是人而是从前的图书馆。”


  1930年,刚满18岁的金克木离开家乡,经上海,由海道到达中国的文化中心北平。


  然而事不如愿。要 上大学,首先需要中学文凭,金克木显然没有。他的老乡告诉他,可以先到中学里的高中三年级插班,弄个高中毕业文凭,然后再考大学。这个建议虽好,但当插班生也需要“钱”,而金克木身上只有吃饭、住宿的钱。在这样的情况下,金克木上大学的梦想被粉碎。但他不气馁,不上正规大学,他可以在图书馆上一种别样的大学。


  那时的图书馆是这样的


  金克木刚到北平时,住宿在西单附近的皮库胡同久安公寓,他年龄尚小,又人生地不熟,他曾在石驸马大街的女子师范大学门前徘徊,他知道许多著名教授如鲁迅、钱玄同等人在这里授课,想进去听课,但有点胆怯,也没有老师或朋友引导,终究没进去。他转到了《世界日报》门口,这家报纸是成舍我办的,特地在门前放一报栏,将最新的报纸张贴进去,供路人观看。金克木便每天过去,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从大字标题新闻到副刊到广告,一概不放过。他有太强的求知欲,而所处环境却非常糟糕,心情之郁闷可想而知。终于有一天,他转到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突然发现了一大宝藏:市立图书馆。他眼睛发亮,走了进去。这一天,是他来北平后第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广阔的知识海洋向他敞开了。


  他从门房领到一个牌子,便进了门,不看文凭,也不收费。


  金克木后来曾多次怀着感恩的心情回忆这个并不是很大的图书馆:


  这是两层院子。外层院子长方形。靠街一排房子是儿童阅览室。里层院子是方形。一边厢房是阅报室,一边厢房是馆长室和办公室。正面三大间大房打通成一个大厅,中间空一块,两边相对是一排排桌椅,每人一桌一椅,行间有门通书库。也许后面还有个院子。柜台两边靠墙有书柜,一边是目录卡片柜,一边是上下两层玻璃柜,上一层是“万有文库”,下一层是一些同样大小的英文书。下面光线不足,望了半天,才看出书脊上共同书名是三个词:“家庭·大学·图书馆(丛书)”。目录柜中一查,古旧书不多,洋书只有摆出的那些,几乎全是“五四”以后的新书。


  这下好了。有了大学了。青年A(即金克木)便天天来借书看。中国的,外国的,一个个作家排队看“全集”,有几本看几本。又去隔着玻璃看“万有文库”的书名。其中有些旧书是看过的,许多新书不曾读过。于是他用笨法子,排队从头一本本借看,想知道都说些什么……


  这个小小的图书馆,使读书青年金克木有了归宿感,他觉得那儿就是他的新家。他安心地阅读着,思考着。


  在生活艰难的环境下,这个图书馆还帮助金克木渡过生活难关。正如金克木所描述的:“(图书馆)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穷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


  在这里,金克木还结识了一些穷学生朋友。大家境遇相似,很谈得来。令金克木倍感温暖的是:“有一次有一个穿得很单薄的女孩子拿一本书站在炉旁看,显然未必是为读书而实在是为烤火而来的。柜台后的女管理员毫不干涉,认为很自然,不当回事。冬天上座率由此比夏天高。”


  这里是金克木“走向世界”的重要“导火线”。


  金克木想知道各类书所说的内容是什么,但有些书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等,虽然已被翻译成中文,却都是文言译本,读起来简直不知所云。金克木想:“外国人原来一定不是这样讲话的,外国书不看原文是不行的,变成中文怎么这样奇怪,不像是有头脑的人在说话。”意识到这一点,金克木马上将外文书借出来看。但由于他只在家里跟三哥学过一点点英文,硬着头皮连看带猜地阅读,依然是半懂不懂。但在有些内容上,金克木仍感觉比中文翻译的文言译本好懂些。小小的收获鼓励着金克木,于是“下决心学外国文,倒要看看外国人怎么说话作文,怎么思考,是不是有另一种头脑,中国人懂不了”,有了这个念头,也就促成了金克木学习各种语言的开端。


  这儿就是我的家


  金克木回忆:“随后在北海旁边文津街修起了‘北平图书馆’。堂皇的建筑,丰富的藏书,平民化的服务,它成为我的第二家庭。”北平图书馆现在是国家图书馆分馆,就位于中南海的对面、北海公园的西边。与头发胡同图书馆相比,北平图书馆的阅览厅更大,厅内光线更加充足。读书累了的时候,在院子里散步,随处可见赏心悦目的花卉树木;走在平坦的砖石路上,饱吸着来自北海湖面的新鲜空气,举目即见高高的白塔及白塔下的红墙绿瓦,这样的环境,比清朝翰林院的环境还要美妙。而对于居住囊中羞涩、求知欲极强的金克木来说,这里是人间仙境,其美妙处非语言可以形容。他自然而然地更加珍惜所有的这一切,如饥似渴地采撷着知识海洋中的珍宝。


  图书馆是家,而家中的成员——图书报刊,则成为金克木数不清的良师益友。金克木饱含深情地说:“这些老师从来不对穷学生摆架子,不离不弃,有求必应。只有我离开他们,他们决不会抛弃我。……看报看书的人一声不响,对服务人员说话也是低声。几年间我没听说有偷书的,或者书刊中被人裁下偷去书页。阅报室内无人看守。那么多当天新到报纸只有看破了的,没有被拿走的。看书报的人中穷学生居多,也许是穷得有志气吧?”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职员


  金克木与图书馆非常有缘。机缘巧合,他竟然还当过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1935年,北大毕业生“沙鸥”被北大图书馆的严文郁主任请去当了阅览股股长,她知道与她一起上法文课的旁听生金克木无学无业,生活困窘,便想出一个主意,请邵可侣教授向严主任推荐金克木,然后她再跟着推荐,这样便促使金克木当了北大图书馆的职员。


  金克木在那里工作了大半年,职责是管借书还书。这样的工作,在许多人眼中,是极枯燥的事,金克木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乃至他认为:“那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是我学得最多的一段。”


  这里面有什么原因?玄机在何处?内因又在何处?


  所谓玄机所在,其实就是金克木每天经手的“借书条”。


  内因则还是金克木小时候就养成的好奇心。


  因为好奇心,金克木无意中掌握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他从枯燥的“借书条”上发现了“天机”:


  书库中的书和来借书的人及馆中工作的各位同事都成为我的教师,经过我手的索书条我都注意,还书时只要来得及,我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得懂。那时学生少,借书的人不多;许多书只准馆内阅览,多半借到阅览室去看,办借出手续的人很少。高潮一过,我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中去瞭望并翻阅架上的五花八门的书籍,还向书库中的同事请教。……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


  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的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他们指引我门路,我也熟悉了他们,知道了“畅销”和“滞销”的书,一时的风气,查找论文资料的途径,以至于有些人的癖好……有一位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我向他请教,才知道了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又有一次,来了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在等书时见我好像对那些书有兴趣,便告诉我,他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想自己找几本书看。他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我。他这样热心,使我很感激。


  大学里的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又不同,多的是有学问又热心帮人的师生。金克木的好学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许多学生乐意与这位同龄的小职员交流,有的还主动让他看自己的论文,甚至有人成为他非常好的朋友和“指路人”。


  例如,有位名叫徐芳的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为了在金克木面前显示自己是位才女,有意无意地将胡适指导她所写的论文《中国新诗史》放在金克木面前的柜台上。金克木的好奇心自然马上被激发出来。而徐芳正好可以给金克木当一次老师,两人也由此认识。而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邓广铭,当时是北大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他则主动与金克木交朋友,并成为金克木“学术道路的最初指路人”。


  教授们很少借书。金克木则利用这极少的机会主动地学习。有一次,金克木从借书单上看到了鼎鼎有名一位大教授的名字。在教授刚出门的刹那间,金克木赶紧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去善本书库一一查看。


  “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些古书有什么用处。”“我当时这样的行为纯粹出于少年好奇,连求知欲都算不上,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文人。我自知才能和境遇都决不允许我立什么远大目标。我只是想对那些莫测高深的当时和未来的学者们暗暗测一测。我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


  可以说,完全是由于超强的好奇心,金克木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学习劲头和“书虫傻气”,而就是靠着这个,金克木后来成为中国顶尖的学者。


  摘自《低学历的五大师》作者:张建安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  |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  华讯传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中国出版  |  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  妈妈导读师  |  版权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