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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踪迹中辨认碎骨与刀痕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蒋 蓝 发布时间:2013-05-13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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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石达开、骆秉章、唐友耕、王闿运交错的历史》,蒋蓝著,故宫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这本书里,我所关注的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首先是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史、廉政史、民俗史、 风物史等等。


  我的出生地在川南盐都自贡市,那里有一条沱江的支流滏溪河,为自贡市境沱江段最大支流。河道曲如釜形,附会于水,成为河名。其北源为威远河,又称清溪河,发源于威远县两母山,全长94公里;西源为旭水河,又称荣溪河,发源于荣县西北荣隐山,全长73公里。两河于凤凰坝双河口汇合后,始称滏溪河,曲折蜿蜒流向东南,经贡井、自流井、仙滩、沿滩、邓井关,于富顺县李家湾注入沱江,流程73.2公里。滏溪河城区段自双河口起至金子凼堰闸总长8.5公里,是滏溪河的起始段,也是自贡市中心新旧城区的结合部和分界线。


  在上千年采盐的历史中,井盐成为了凝聚城市的动词,那是有关井盐踪迹的延宕之波。本地井盐的运销与冷兵器时代相协调,处于肩挑、背驮状态,架车、马帮是常见运输方式,木船水运则是晚清自贡最先进的运输形式。童年时的我,所有夏季都是在滏溪河里度过的。父亲说,与其让你偷偷下河送命,不如早点学会游泳。这样在1970年,我5岁就可以独自游泳过河了,因此可以与伙伴们在水里玩上几个小时。比赛、打水仗、摸河底的蚌壳和螺蛳,遇到运盐巴的长长的橹船队,它们的动力是一艘小火轮,速度比游泳略快,但我们往往拼命追上橹船,吊在尾舵上,直到开出2里地,才入水游泳返回。最远的一次,竟然到了一个叫金子凼的地方,才逆水游回来。从东兴寺码头逆流而上,要经过关外码头、王爷庙到达张家沱码头。张家沱盐业遗址位于自流井市区滏溪河南岸的富台山下,是目前自贡市区内还保留旧貌的民居建筑群,同时因为一地同时修有三个祠庙而闻名。在张家沱南岸,有长大数百丈的码头,如今全部浸泡在河水以下。在滏溪河河水清澈的年代,此地也是人们游泳的场所,码头则成为跳台。记得我读小学时,特到张家沱参加了全市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N周年的活动。数千人跳进河湾,游那四五百米距离,颇有“下饺子”的意味。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和考索,我写入到长文《有关井盐的生活史》当中。


  西哲有言:泰晤士河的每一滴水都是水的历史。崇尚知识恶力而行为不轨于正义的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注意到了被河流带走的往事,他说:“名声犹如河水,浮轻不浮重,载空不载实。”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河流。


  稍长,我在宜宾的金沙江、在牛佛渡口的沱江、在江阴的长江、在桂林的漓江、在乐山的大渡河与青衣江、在都江堰的岷江均下水畅游。记得2010年盛夏我到宜宾横江镇从事田野考察,又到横江(朱提江)里小游了半个钟头。这里的水面、河坎间,翼王石达开十几万兵马与数量相当的官军殊死一搏,双方死亡近十万人,二百多米宽的河道为之拥堵。当时,我就产生了钩沉这段往事的念头。


  “钩沉”的含义可上溯至《黄帝内经》。正常人的脉象会随四时更替而相应变动,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难经》把石脉解释为沉脉,创立“钩沉”一词的人必定熟悉于此,钩应夏,沉应冬,“钩沉”就是夏冬的意思。后来,逐渐成为“春秋”的另一说法。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但重大的往事才成为了“史迹”,而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自然成为了我的着手点。尽管汲深绠短,我当勉力为之。


  陈嘉映先生在《事物,事实,论证》一文里指出,我们并不生活于一个事实世界,而是活在一个事情的世界。事实是事情的切片,是对事情的锤打和摊开,最终,事物、事实会构成对事情的“呈堂证供”。就是说,事情尽管神秘诡谲,但从来就不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也许就映射了这样的关系。历史的轨迹是一种注重影响的呼啸而至的宏大叙事,畛域立显;而个人的踪迹不过记录的是一己的荣辱沉浮。踪迹固然已经覆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但总还有一些残剩于宏旨无心涉足的冷僻地隅,这就成为了我打捞个人踪迹的采撷区。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踪迹都是轨迹。但唯有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种强力的个案踪迹。


  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我们一旦将某个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所以,一个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空间串联并敞开,宛如我的书案上狂乱的笔触,构成了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技术,才能安然通过。


  当然了,回到对历史的书写,也并非一味在永续开放的变异中仅仅着眼于无规则沉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确实导致历史的杂乱踪迹,导致碎片化的历史活动弥散在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基本的活动及其价值以规则性和周期性而信然存立。踪迹纵然有丰富的活动和作用空间,但必定会通过观念、知识以及相当的机制反映、制约和调节社会运行和历史运动。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进行历史活动,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而这就是历史规律性的根源。


  错综复杂的踪迹,总是受到看不见的规律所左右,这个巨力就是社会存在。恩格斯所言:“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所以,在《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石达开、骆秉章、唐友耕、王闿运交错的历史》这本书里,我所关注的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首先是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史、廉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至于我是否能走出这一迷宫,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很清楚,我在这里谈论的踪迹,与德里达的“踪迹论”南辕北辙。我所谈论的踪迹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不可能遁形而知天命,去关乎“在场”与否。本文所言的踪迹接近刑事案件的侦破术,这些踪迹忠实地纪录着暴力曾经的“在场”。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事件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衡定历史的物证。


  在德里达视野中,他利用了踪迹(有时也作原迹)之痕,为的是扰乱符号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但是他提示了我:踪迹并不意味着存在着一个本源,而表达了充分的、在场的意义的缺乏,踪迹是“在场的幻影”,通过它“当下变成一种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这样,文本就成了不断书写“踪迹的踪迹”的组合体。


  从德里达的繁复表述中,我得到了不少启示。暴力得不到宣泄,它一旦获得了比性交更充分的释放,受害者一旦“死了”,诠释暴力权威也就“死了”,一个时代充满了暴徒的活力而四处飘零、无家可归。整个历史中心主义的宏大与在场因此彻底坍塌,剩下什么?我想,只有碎片,只有踪迹。


  我通过对唐友耕这样一个人物的踪迹考察,揭示个体与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想的是,能否把思考扩展到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通常阙如的领域?在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能否如年鉴派社会史学家所称的“心性史”或文化史所称的“意识史”?这的确是我心向往之的。


  古人云:“一路脚迹进,一路脚迹出”。唐友耕的踪迹把我引向了晚清时节巴山蜀水的山野。一个没有被历史的手电筒照亮的人,未必就是庸碌之辈。在我看来,乃是他蛰伏于历史的地表之下,安享他不便于见光的富贵和仙境。我将他从梦田里拉出来,我也许就成了他的敌人。而且从审美心理而言,在民国之前即使死亡还属于丝织物,不像后来了,死亡全是化纤制品。


  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是一个极具内容的人物,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只能把杀戮视为人生的最高律令。一个人从杀戮中获得技艺,从血泊中提纯对生命的经验,并扩展至他的刀刃之外的世界。由他的踪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官场规则、司法内幕、军队实情、社会经济水平、起义反抗者的激烈缘由以及当时的民情与民俗。刀刃一如镜子,玻璃背后的水银会托起孽账;杀戮亦如烹饪,当事人久处鲍鱼之肆,嗅觉被油腻闭塞,味道只得由旁观者来分辨。而不断擢升的职位总会让曾经愤怒的革命者逐渐成为保守派。又由于他付出的代价往往比收获更多,这样的革命者会不断加固自己保守的底座,成为恶势力的巨臂。


  所以我说,最锋利的刃,总是砺自墓碑。锈迹与石屑交替而下,个中更有无数幽魂,以沙粒的精光凝视你!


  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确,历史能够保留一些人的名字和踪迹已属侥幸,历史不再为之记下任何溢美之词。如像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昭通农民起义军灵魂人物李永和、蓝大顺、卯德兴等人,如果说他们本就是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由原型到多元演化、总是引致不同时空的多层面观照的话,那么唐友耕则是举高这一箭垛到无蔽处的一块石头。所以,他偶尔也会被如像我这样跑偏的箭头“歪打正着”,激出一连串火星。火星不足以自明,火星只是为了勾勒箭垛的大丰收盛况。自然了,他们的生命原本会不会像我等一样毫无用处,他们更非插满了利箭的“箭垛式”的稻草人,他们用脚下不断涌出的血,谱写出了“血的踪迹”。其作用既不能证明神的真道,也不能勾勒自由的姿容,它只表明:伦理与权力需要更多的血去浇筑地盘,最后锈死板结成了历史。但愿从我追踪到的“红锈”里,可以偶尔听见那些叫魂与枭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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