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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精神与黄金十年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网/报 作者:李杰 发布时间:2013-05-13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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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杰


  李杰 书评人。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硕士,当过中学教师、图书编辑,2008年任和讯网文化部主编,现为番薯网在线 阅读主编。


  在时评家和史学家眼里,往往一代领导人伴随着一个模式,以及一段时间的经济与民生。其实,经济固然与政治密不可分,但也自有其独立性,毕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周期具有其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形势的起伏更与本国政治无关。所以,在《狂飙年代的碎片》中,王正鹏将黄金十年定义为1998年~2008年,以亚洲金融风暴为始,以华尔街金融风暴为终。在某种程度上,这十年,是经济从低谷到高点再到低点的一个周期,中国在这两次冲击中,均能从容应对,除了政策有效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勤劳与历史埋下的意外红利。


  所谓变法不在利于一时,而在于利子孙后代是也。在“抓大放小”、“加入世贸”等一系列措施出台后,中国基本确定了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而同时,美国忙于伊拉克战争和反恐,所以,中国在这个空当中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一些社会问题也随之出现,使得未来这样的空当不复存在。经济不是和政治完全对应,但每部经济史也可说是思想史、政治史的碎片。在这十年中,渐进改革和儒家的实用主义,是唯一一以贯之的。


  如果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都有“黄宗羲定律”(即走不出一治一乱、兴亡交替的宿命)的疑问,那么,理工科技类知识分子则经常举例于“李约瑟难题”(也就是,中国历史上为何没有科技革命,也没有工业革命,从而在近代全面衰落)。对此,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认为是中国提供了科举制度,使得聪明人都有了成为高官的机会,从而减少了在自然上探索的兴趣,而在中世纪欧洲,聪明人如果没有贵族出身,则绝无从政的机会,只好将精力花在科研之上。某种程度上,中国文官制度所奠定的激励机制是人文科学发达、自然科学落后的主要原因。


  所以,近代百年,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对科技异乎寻常的重视,由此,科技已经从一种技术变成了精神,甚至成为人生观。在汪中求的《中国需要工业精神》一书中,作者将工业化视为现代化的基石,并认为工业精神包含着创新、实干与锲而不舍。目前所认为的工业化问题,其实是工业化中“重商不重工”的表现,从好的方面来说,重商能促进社会树立工业精神中所需要的契约精神,而从坏的方面,重商则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思想,但却丧失了中国在工业和科技上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说,以往中国工业的发展是要考虑出口创汇,要考虑经济增长和吃饭问题,那么,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中,拉迪引用温总理的话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未来中国工业无论是出口还是刺激内需,都必须要依靠真正的独立创新,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中国消费者的信任。


  同样,在涂子沛的《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一书中,作者也以工业中的理性精神提到未来商业和社会发展的依据——数据分析。中国人往往尊重常识和经验,但很少对当下的情况做一个准确的判断,所以,该左的时候向右,该右的时候向左,民意调查都建立在猜测和争论之上,因为,永远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的观点与诉求能在数据中得到反映,是避免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减少维稳的前提,也是实现民主、科学决策的基石。李昌平在《再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仍然以数据表明了对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担忧——即便到了2040年,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为2∶1,依然有几亿人生活在农村,单单免除农业税、普及义务教育,只能说是给新农村的建设开了一个好头,如何将工业精神也融入农村的现代化发展,还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作出努力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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