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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巫颂》:家国意识与“受害者”情结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黄 夏 发布时间:2013-05-13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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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巫颂》,[伊朗]西敏·达内希瓦尔著,穆宏燕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36.00元


  伊朗人把西方化带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每每当作“错误”推给西方,造成人为的“西方/伊朗”对立模式,缺乏在自己身上寻找错误的勇气和纠错的诚意。“伤害者”固然 难辞其咎,“受害者”就真的“无辜”吗?


  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西敏与丈夫纳德打起离婚官司,患老年痴呆症的父亲无人照管,纳德遂聘请护工瑞茨照顾,不料后者玩忽职守被纳德逮个正着,推拉中瑞茨倒地流产,瑞茨丈夫将纳德告上了法庭,两个家庭从此拉锯不断且彼此伤害。情节到此,我们已经无法区分孰是孰非,触目的是“受害者”意识牢牢烙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受辱的自尊伴随影片表达的时代主题以一种压抑的方式道出,不见惊雷却处处惊心。


  较之着眼于个体经验的《纳德和西敏》,今年3月去世的伊朗女作家西敏·达内希瓦尔的《萨巫颂》,则把“受害者”情结上升为家国意识。萨巫什是10世纪伊朗史诗《列王纪》中的一位王子,受国王宠妃挑逗不为所动反遭诬陷,虽自证清白却不得不流亡,最终被害于他国。勇士不是光明磊落地死于战场而是阴谋诡计,使这个故事更添悲剧色彩。“萨巫颂”即是悼念被害勇士的一种半宗教半巫术仪式。


  “萨巫颂”有其复杂的历史渊源。伊朗人从种族上迥异于阿拉伯和以色列人所属的闪族,属于曾创造了波斯帝国辉煌成就的雅利安族;宗教上秉承注重血缘观念和世袭制度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又使之大大有别于占中东主要地位的逊尼派。种族、宗教、文化上的边缘化在伊朗国运衰弱之际,尤其表现为异族统治者对伊朗民族的打压、迫害、凌辱,由此,“少数”、“无辜”、“受害”和因此而生的反弹心理成为伊朗人民族观念中驱散不尽的群体意识。


  《萨巫颂》将这种意识追溯至《列王纪》,无疑把伊朗前现代民族精神与当下现实融合为一体,其曲折与跌宕可谓其来有自。小说成书年代(1969)适值1963年伊朗“白色革命”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间,国家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尚无定论,而作者为小说选定的时代背景,是同样波诡云谲的1941年。彼时英美盟军为与苏联形成对德统一战线,出兵攻占伊朗,使原来与战事无干却不幸在外交上亲德的伊朗沦为俎上肉,先前渐进式的现代化改革,如今更是如洪水猛兽般袭来。小说男主人公优素福的父亲本是德高望重的《古兰经》权威学者,在此大潮中也不免随波逐流,与暧昧女子出双入对,甚至不避人耳目,致使妻子愤然离家。如许洪流从家庭领域汩汩涌向社会层面,小说即是通过家庭不同成员的种种遭遇,以小见大地折射转型时期伊朗国家民族的困惑和纠结。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以女主人公扎丽而不是优素福的视角讲述。作为中产阶级太太,扎丽无需如许多底层妇女那样为生计操劳;她是不太虔诚的教徒,但碍于社会习俗而无法四处走动。这样的逼仄空间一方面把她拘于不出大门的喜宴、茶会、客厅和浴室(顶多在仆人保护下每周走访一次监狱和精神病院做慈善),使她无法从全知视角来亲身体察广泛的社会问题。但另一方面,这种稍显游离的姿态又使她保持一份局外人的清醒。在大部分篇章中,作为家庭主妇,她需要为家里的(其实是丈夫的)访客端茶送水。英国军官、爱尔兰记者、大资本家、叛乱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男人们唇枪舌剑,激情满怀,而扎丽作为妇道人家,则总是回以礼貌的微笑,和冷冷的一瞥。厨房虽小,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人对事,扎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比如对于英美占领伊朗,国家主权受到严重践踏,大量资源流入外国人和官僚腰包,而伊朗民众则因饥荒和时疫饿死病死,扎丽和优素福目击心伤,不仅开仓救济灾民,而且拒绝卖粮给占领军,以至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这无涉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而与受辱的民族自尊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伊朗在19世纪与西方的冲突中吃了大亏,引入西方经验是唯一的自救之路。随西方化带来的经济结构、传统信仰、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改变,便必然是“潘多拉魔盒”放出的妖魔鬼怪吗?特别是,当社会财富激增而分配不公导致传统秩序混乱、道德沦丧、价值失落、物欲横流、唯利是图、贪污腐败,是该由“西方”来负责吗?


  不同于负笈欧洲却主张从“根”上推倒西方化的优素福,受过一点本地教会教育的扎丽却从中感受到平等、人权、人道主义、女性主义等普世价值的好处。她敏锐地发现,伊朗人把西方化带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每每当作“错误”推给西方,造成人为的“西方/伊朗”对立模式,缺乏在自己身上寻找错误的勇气和纠错的诚意。上至总督下至公务员公然索贿,得到粮食援助的部族转眼卖粮换武器打内战,资本家与军火商沆瀣一气大发战争财,等等,使扎丽认识到西方化(亦是现代化改革)产生的负面问题只是表象,实则是伊朗内部早已糜烂不堪而又讳疾忌医。孟子说得好:“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伤害者”固然难辞其咎,“受害者”就真的“无辜”吗?


  这样的叩问贯穿小说始终,且在优素福死亡时达到了巅峰。优素福死于冷枪,民众为他举行“萨巫颂”式的葬礼,评价直追鲁迅笔下“黑屋子中的清醒者”,但如是美誉在扎丽眼中全无意义。从优素福本人来看,他颇似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满腹经纶,感时忧世。但他自身却是土地贵族,所维护的不过是一个“开明恩主”的地主形象,在改善民生方面无任何创见。他抨击外国势力,却提不出振兴民族的建设性纲领;他痛恨官僚腐败,却在儿子被拘时束手无策,待扎丽疏通关系,又甩手给了一巴掌,斥其懦弱;他读了一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思想论著,被弄得“绝望、疲惫、厌倦、理想破灭”,最后发表了一通意义含糊的信仰回归论:“(我们)需要的是一颗敞亮的心,才能够用开明的思想、不受人左右地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点事”……总的说来,这是一个愤世嫉俗者,身上有萨巫什的“少数”、“被害”性,但难说“无辜”,更不是所谓的“勇士”。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作者基本回避对宗教-政治哲学的看法,但我们不妨从书中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童话故事管窥一二:“天空老爷”将代表人类命运的星星全部奉送人类,“其中一些人很快就将星星弄丢了,一些人把星星藏在衣领中,因为他们有了一颗星星,但是也有一些人,很好地领会了”。这第三类人翻出他们的人生词典,将诸如前定、命运、信条之类的字眼尽数删去,而创造了一些如自由、解放之类的词根。作者显然赞赏第三类人,扎丽便自承活在丈夫阴影下曾一度“弄丢”了星星,而在遭遇一连串重大变故、尤其是与优素福的“别离”后,重新感到“心中闪耀起星星的光芒”。扎丽的形象正是从结婚之初对丈夫的盲目崇拜,到后来的审慎思考中逐步丰满起来的。扎丽的成长,也暗示新时代独立女性的横空出世,是民族未来的希望所在。


  如果作者能够预知10年后的伊斯兰革命,我想她还会加上第四类人,他们将星星把玩一通之后,又乖乖还给“天空老爷”,而觉醒中的女性权利意识也随之被迫戛然而止。人性同民族命运一样诡谲复杂,作家的笔力终究是有所不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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