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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论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作者(编者):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

出版单位: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

定价:56.8

ISBN:9787219109786

作者(编者)简介:更多

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是中央党校成立的学术研究型专家工作室,由韩庆祥教授担任领衔专家,实行领衔专家加学术团队模式。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把“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 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是中央党校成立的学术研究型专家工作室,由韩庆祥教授担任领衔专家,实行领衔专家加学术团队模式。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把“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主要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历史生成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人的精神世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等。本书写作团队集结了靠前众多非常不错研究者,如陈先达、陈晋、韩庆祥、吴晓明、张占斌、郭湛、任平、欧阳康、陈学明、周文彰、吴忠民、郝立新、汪信砚、刘同舫、董振华、牛先锋、邱耕田、陈曙光、姜国敏等,在靠前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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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不争事实!但是,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奇迹会在中国发生?中国奇迹与中国道路有什么关系?这一系列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力邀国内多位具有重要影响力,具备深厚学术涵养和理论功底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编写出版了《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一书,本书首次从学理的高度和全方位的视角深刻剖析中国奇迹发生的原因,探讨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和内在逻辑,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发展规律,揭示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使命和光明前景。

  每个人都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道路是一个根本性话题,它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对我们个人生活和命运的塑造。准确地说,它是我们个人利益外部的那道屏障。我们每个人人生道路的时代含义,都与国家道路的带宽和质量有关。本书是靠前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非常不错专家围绕中国道路所写作的理论读物。

  全书聚焦“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一主题,深入探讨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内在逻辑和精髓要义,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解读当代中国道路的话语表达,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发展规律,揭示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历史使命和光明前景。

  全书从“中国道路与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哲学基础”“中国道路的精髓要义”“中国道路的成功逻辑”“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等五个基本方面进行阐述:中国要开辟的是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限度的现代性道路,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揭示了世界经济发展和优选治理的方向,为实现世界各国互利共赢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走好中国道路,既要在认识和实践中树立自信,知道哪些路不能走,也要在改革开放中直面现实,处理好渐进和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成功崛起,话语体系建设也逐步推进,中国的发展优势在话语权、软实力方面正在得到相应的体现,在靠前上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不断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经验。本书是靠前学界近年来关于中国道路、中国话语领域研究的精华,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和出版意义。

编辑推荐

  中国名家沉思和破解中国奇迹发生的真正密码七十余年来中国历时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和表达目前,关于中国奇迹的研究或阐述过于零散,没有形成一定的体系,无法对中国奇迹形成有效的支撑。本书系统性地阐述了中国奇迹背后的理论逻辑,指出中国道路可以成为阐释新时代中国一切根本性问题的总体框架和哲学方法。    阐述中国奇迹需要中国话语,然而我们尚未生产出与中国奇迹相匹配的中国话语,这是大家所认可的。《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前瞻性地提出了要“建构面向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的话语体系”“中国话语的建构应该着力于寻找、阐发保证中国道路到目前为止成功并且也会成为中国道路未来成功重要条件的那些独特因素”,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要“言之有向”,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言之有物”,即国家发展道路与国家硬实力为基础;要“言之有效”,让大家听得懂、都爱听,讲的内容能传播出去;等等。这些深刻见解对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以及真正彰显中国奇迹与中国道路的世界性贡献具有引导性意义。 《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回应世界之问,阐述70余年来中国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和表达,破解中国奇迹发生的真正密码,值得更多读者的品读。


在线试读:


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


韩庆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务委员会原委员、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坚定道路自信,既是政治上的要求,也需要从学理上加以阐释,要对坚定道路自信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这一熟知的命题变成真知,才能由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自信,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番五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之所以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是为了坚守政治防线以及思想防线、精神防线、心理防线,巩固我们的精神长城;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和力量;是对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需要具备的一种政治素养和心理素质的强调;是对客观存在、客观事实的一种认知和认同;是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底气,从根本上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就在于它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由于中国道路能创造中国奇迹,这就从深层次、根本上找到了彻底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真实答案。这就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最大底气,也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值得从学理上加以整理总结的,是中国道路问题。基于中国道路总结新中国70年的历史经验、发展规律,才能抓住根本,才能做到彻底。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及其深层底色,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及其历史经验、发展规律,归根到底,都要聚焦于中国道路。通过整理总结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逻辑、历史成就、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我们一定会更加坚定道路自信。坚定道路自信,既是政治上的要求,也需要从学理上加以阐释。就是说,要对坚定道路自信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这一熟知的命题变成真知,才能由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看到对坚定道路自信,真正从学理上加以全面准确、系统深入论证的学术成果。


  一、关于自信的学理阐释


  自信,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概念,既有应然意义上的自信,也有实然意义上的自信;既有客观意义上的自信,也有主观意义上的自信;既有感性上的自信,也有理性上的自信;既有心理上的自信,也有政治上的自信;既有“趋势”意义上要求的自信,也有“差距”意义上要求的自信。

  所谓应然意义上的自信,是指作为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按照一定社会身份的要求,必须坚定自信。这是一种社会身份要求,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需要。比如,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就应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自信,如果缺乏这种自信,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实然意义上的自信,是说由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上具有值得我们自信的理由,主观反映客观存在,就需要我们具有自信,且坚定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这会“使得”我们对此坚定自信。

  所谓客观意义上的自信,与实然意义上的自信类似,但也有一定区别。实然意义上的自信,是相对于应然意义上的自信而言的,而客观意义上的自信,是相对于主观意义上的自信而言的。实然意义上的自信,是说我们已经具有自信的理由和底气,而客观意义上的自信,则是说由于在客观事实上解决了问题、取得了成功,创造了奇迹,它“值得”我们坚定自信。“使得”和“值得”具有微小差别。主观意义上的自信,是指由于在客观事实上解决了问题、取得了成功、创造了奇迹,人们应当从主观上具有自信。这里,主观与客观还是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上来讲,确确实实具有值得我们自信的根据和理由,但由于一些人的立场、认知、思维方式、偏见等原因,使得他们对客观存在、客观事实还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认知;或者他们理解和认知了,但就是不愿意承认,于是在主观上不愿坚定自信。比如,一些人受“西方标准”“西方范式”的影响,用“西方标准”和“西方范式”裁定中国,认为中国不符合“西方标准”“西方范式”,所以对中国道路就不会自信;另一些人对中国道路及其成就缺乏充分认知,往往也缺乏自信。所以,这里有一个从客观意义上的自信如何转化为主观意义上的自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办法,就是从客观上使中国道路的优势和成就进一步得以彰显,从主观上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理论、传播中国话语。

  感性上的自信,是讲我们处在特定的感性的环境、氛围和场景中,且都在讲自信,我在其中也要讲自信,不然,我就与这种感性的环境、氛围、场景不契合、不适合、不协调,就无法融入这一感性的环境、氛围、场景,就会被别人视为另类,于是,在感性上、感知上要坚定自信。但这种自信并非发自内心或心灵的,也不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于是,就有一个与感性上的自信相对应的理性上的自信。所谓理性上的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所自信的对象具有全面充分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具有理性上的认知和认同,于是便自觉地产生了发自内心上的敬仰。真正的自信,应是这种意义上的自信,这种自信能持久且能产生动力。

  心理上的自信,是一种心理活动。一是指给具有主体活动的人鼓劲、打气,使其具有勇气。就是说,本来从事活动的主体具有某种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质,结果使自己缺乏自信,或者这种自信不够坚定,从而影响你的活动效果,于是,你或他人要为你坚定自信注入心理动力。二是你的能力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本来不匹配、有距离,但你却具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反而自己给自己鼓劲和打气,具有自信的底气。这种自信难能可贵,反而能推动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政治上的自信,主要是指具有政治身份的人为了达到预期的宏大目标和坚守稳定的政治立场所要求具有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能使人们画出最大同心圆,能坚定不移地去追求和实现共同的宏大目标。今天,我们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政治上的自信。当然,并非仅仅如此,它还有其他的含义。

  “趋势”意义上要求的自信,是说历史、时代、实践发展的大趋势是向好的,即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我们所追求的宏大理想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于是,我们要更加坚定自信,也会更加坚定自信。如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定自信,就属于这种意义上的自信。而“差距”意义上要求的自信,是指人们所在的现实处境与所达到的理想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我们与他人相比,差距也不小,在这种情境下,一些人就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和认知,进而产生消极悲观情绪。针对这种心理、认知和情绪,强调坚定自信,就意味着为了达到预期目标,从事主体活动的人不要为这种差距而“妄自菲薄”,而要正确认识这种差距,鼓舞自己的信心,迎头赶上。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是具有这种自信的。这种自信,能使人们取得积极效果,值得大大提倡。


  二、习近平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的深层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番五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如今,坚定“四个自信”已经成为对党员干部的一种重要政治要求,也是需要党员干部具备的一种政治素质,还成为衡量党员干部政治是否过硬的一个根本标准。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包括坚定道路自信?

  第一,为了坚守政治防线以及思想防线、精神防线、心理防线,巩固我们的精神长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追赶现代化。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学习西方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技术、管理方式,也利用一定的外资。这其中,确实呈现出“西强我弱”的“势差”,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也确实“居高临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一些人出现“崇洋媚外”的心理,总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洋教条”(凡事言必“西方”),出现“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的现象。在此种情境下,西方也借势而为,对我国实行“文化攻心”“意识形态渗透”,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长久下去,就会攻破我们的思想长城、精神长城、心理长城,出现思想解体的危险。习近平指出,苏联解体,首先是从思想解体开始的。思想解体,就会动摇我们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精神基础和群众基础。为巩固我们的思想长城、精神长城、心理长城,坚守我们党的政治防线,他特别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

  第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凝聚力量。道路自信,是对中国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及其未来命运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三番五次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这实际上表达的是,要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一种紧迫感、责任感与使命意识、担当意识。由此,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力量,而凝聚共识、凝聚力量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和路径,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高度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画出最大同心圆,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再次,这是对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需要具备的一种政治素养和心理素质的强调。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这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基于我国发展起来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大趋势,本应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然而,一些党员干部却在主观上以及心理上对其依然缺乏自信,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上对“四个自信”不坚定,有摇摆,一些党员干部在感性层面具有自信,但还达不到理性自觉的高度。这些,都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所需要的政治素养、社会心理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有可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实现强起来的障碍。由此,伴随着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大趋势,需要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

  第四,这是对客观存在、客观事实的一种认知、认同。应当承认,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解决了中国问题,促进中国走向成功,也创造出了“中国奇迹”。 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强调并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基于这一基本事实,习近平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就是要使党员干部从理性自觉上达到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知和认同,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定不移”。

  第五,这是掌握话语权的需要。中国道路是中国话语的基础,话语权是建立在中国道路不断走向成功基础上的,中国道路越成功,中国就越拥有国际话语权。道路不正确,没有取得巨大成就,是难以持久自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中国话语表达好中国道路,不能把对中国道路的解释权及其话语权交给西方。习近平强调坚定道路自信,其实质之一,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越来越具有话语权。

  最后,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往往受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影响,即注重从书本中找答案。由此,毛泽东撰写《实践论》《矛盾论》,来批判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前后一段时期,我们党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如何建设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时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仍然束缚我们一些人的手脚,以致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合理利用外资时,一些人说这是“姓资”,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而且这种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具有独特优势,既能解决中国问题,又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也能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还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近代以来被历史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这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了自己精神上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我们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就是进一步坚定不移地确立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精神上的主动性和主体性。


  三、坚定道路自信的理由和底气


  坚定道路自信的理由、底气到底从何而来?这需要理论论证。

  这里讲的“道路”,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本质上是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现代化建设普遍规律在中国国情条件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是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潮流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既体现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国情的一种具有自主性或主体性的选择。它是在总结概括提炼“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坚定道路自信,具有诸多理由。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中国道路较为成功地融合了不同时段的各种发展要素;中国道路为世界作出了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坚定“四个自信”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等。然而,其中最为根本的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就在于它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它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道义性。这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最大底气。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对道路问题探寻的历史。从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到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从列宁晚年对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的探究,到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寻求,到1956年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究;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到习近平多次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都表明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诸多的问题,然而其中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因为旧的制度被推翻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第一位的问题。不仅如此,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里,也是把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作为第一位的根本性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首要就是道路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每一次结合的核心问题,都是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结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此次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段,毛泽东讲,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他称之为“第二次结合”,此次结合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明确讲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这次结合的核心问题,是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从学术上讲,这在实质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相结合,其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强起来的道路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逻辑,其背后的底色、实质、核心、主题,就是对中国道路的持续探寻。

  纵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纵观新中国70年历史变革的内在逻辑,纵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发展的逻辑,其背后贯彻始终的一条根本主线,就是对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道路坚持不懈的探寻。对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道路坚持不懈的探寻,是中国道路的“三部曲”,或者说是中国道路的上中下三篇。中国革命道路,就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道路,它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的道路,它使中国民族、中国人民“富起来”进而“强起来”。实现“强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根本逻辑,是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根本主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才逐步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成功,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曾经在哲学上把它凝练地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历史方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这种概括,蕴含着要处理好中国道路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客观和主观、民族性和世界性、守正和创新、权力和资本、成就和问题、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中国研究和世界研究等一系列辩证关系,要把这一系列矛盾双方结合得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即具有浓浓的辩证性。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创造“中国奇迹”,因为其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实现蓝图具有恒定力,化解风险具有应变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立足历史方位也能创造“中国奇迹”,因为它能与时俱进地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确定治国理政的重点,能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这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科学的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而中国共产党注重“一份部署、九份行动”“钉钉子”“踏石有印、抓铁有痕”“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刚性执行力,注重一张蓝图绘到底,从而努力使这种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落细落小落实,这必然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并创造“中国奇迹”。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注重的是全方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框架、路线图和“牛鼻子”,按照这种总框架、路线图和“牛鼻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创造“中国奇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创不强。这里的“创”,就是“创造”“创新”,五大新发展理念的首要理念,就是创新发展。中国道路,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创新。“北京共识”的提出者布雷默曾经认为,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创新。实际上,解决一系列中国问题,必须注重创新。创新发展,既是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路径。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也必然为创造“中国奇迹”注入强大的动力,因为党政主导力量,在决策正确的前提下,能合理运用“举国体制”解难题、办大事、快发展,市场配置力量能解决效率问题和物质财富积累问题,人民主体力量也是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根本因素。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总体性上来讲就可以发现,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蕴含着它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中心相统一,坚持注重“举国体制”和勇于自我革命相统一;立足历史方位,蕴含着它坚持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相统一,坚持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解决根本问题相统一;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蕴含着坚持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坚持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统一;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蕴含着它坚持战略谋划和刚性执行相统一,坚持发挥比较优势和补齐发展短板相统一;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蕴含着它坚持注重市场力量和人民力量相统一,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这十个“统一”,蕴含着强大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治理机制,也蕴含着强大的动能和力源,因而有助于解决难题、办成大事、加快发展,并共同构成创造“中国奇迹”的总体性原因。

  中国道路由于上述具有规律性的内在逻辑,所以,它既证明照搬“西方道路”和苏联模式都不能解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完成不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任务;又表明中国道路能破解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难题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两难”问题,能够有效克服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发劣势”,创造了“中国奇迹”,因而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由之路;还说明中国道路终结了“西方模式”是世界发展唯一道路的“普世模式”神话以及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开启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之多样化的“范式”,这就从深层次、根本上找到了彻底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真实答案。就是说,要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三个根本问题,答案种种,但最根本、最彻底、最真实的答案,应到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当中来寻找。到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之中来寻求答案,最彻底、最根本,也最能说服人。换句话说,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解决了中国问题,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创造了“中国奇迹”,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创造“中国奇迹”上既行,又好,也能!这就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最大底气,就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充分理由,就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根本原因。有些相关成果未基于中国道路及其成功来解释与说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学理和实践层面来看,应当说还不够彻底。

  坚定“四个自信”,道路自信是基础和前提,也最为根本。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作为实践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且成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正确且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正确且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正确且有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的,只有坚定道路自信,才能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如果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建立不起来的。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是由于我们开创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制度优势。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确实实具有优越于西方某些制度,比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科学决策的前提下运用“举国体制”,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等等。然而,这种所谓的制度优势是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制度的维度,比如上述所讲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科学决策的前提下运用“举国体制”,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虽然有些制度不完全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但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就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反复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我们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是贯穿我国整个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根本”问题,道路是党的“生命”,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反复强调这些浓墨重彩的表述,觉得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更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并进行深入思考研究的。



关于中国道路的几个认识

——关于中国道路的几个认识


陈 晋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中国道路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今中国,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走中国道路,是从目标、国情和世情等方面对现实需求和疑问的明确回应。可以从形态构成、宏观规定、基本要求、实践领域四个方面理解中国道路的内涵。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其来有自,需要正确把握它的“前世今生”、历史逻辑和发展规律。走好中国道路,既要在认识和实践中树立自信,知道哪些路不能走,也要在改革开放中直面现实,处理好渐进和突破、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中国道路承载着中国梦前进,中国梦的形态是现代化,灵魂是社会主义,主体是民族复兴。


《党的文献》2013年第2期


  一、中国道路在今天


  道路是旗帜,是形象,是方向。人类社会总是沿着一定的路子向前发展,任何一项伟业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对道路的探索和选择、坚持和发展。

  中国道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八大,全国党代会报告标题,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题词突出出来,对中国道路的论述都有标志性的拓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标题“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鲜明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旗帜、形象和方向。报告还强调,“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突出道路问题的重要性。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只有抓住这条主线,“才能把党的十八大精神学得更加深入,领会得更加透彻,贯彻得更加自觉”;他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要求全党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他在中央党校对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的讲话中又说,“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他在十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点、着力点和落脚点。

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如此强调中国道路,与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与不变,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与不变有关。如何理解变与不变,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大文章”。这里只拎出下面三点来说明,我们党突出强调中国道路,事实上是对现实需要的明确回应。

  第一,从中国道路的阶段性目标来看。

  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人民、对民族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八大报告把过去常用的“建设”改为“建成”,在标题和主题中,都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关键词,并对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为了突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紧迫性和压力。“建成”的标准,也远不只是经济数字上的“两个翻番”。越接近目标,人民群众对经济收入、文化生活、政治权益、社会公平和生态安全各方面的需求不断增长,对小康社会的要求越来越具体和丰富。对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执政党来说,就像跑马拉松一样,最考验意志和毅力的,是最后一段路程。“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接近小康目标,压力越沉重,步子越艰难,尤其需要凝聚力量,走稳路子,防止折腾。现在人们在热议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中讲的一个道理是,社会翻船常常发生在人们生活处境开始变好,而执政者在改革中对新的社会需求处置不当的时候。这样,走什么路,如何坚持和发展业已证明有效的中国道路,才不辜负人民对未来的新期待,稳妥迈向全面小康社会,这个紧要的问题,便引出来了。

  第二,从中国道路攻坚克难的现实需要来看。

  从没有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展如此之快。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把中国带到了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位置。中国道路的主要开创者邓小平,在晚年就预见到,“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我们不再拥有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从容处理社会需求和矛盾的时间,改革发展的复杂性也非往日可比,特别是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和分化趋势明显,甚至出现“利益固化”现象;人们对改革发展的诉求和预期日渐多样,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日渐增多;凝聚改革共识,统筹兼顾各方利益,比过去更难了。好比越剧《西厢记》里的一段唱词:“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麦要寒。种菜哥哥要落雨,采桑娘子要晴干。”目前,我们的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期,发展中又面临急需解决不平衡、不协调、难持续的问题,凡此种种问题,怎么办?解决现实中的新问题,继续前进,必须要有共识,而且要花大力气,才能凝聚共识。凝聚共识,当然不是像1978年那样“在路口”的争论和选择,不是为了重新选择道路方向,而是为了更好地“在路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所谓共识,就是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在当今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理想”,就是思想认识上的“最大公约数”,更是当代中国攻坚克难最为需要的旗帜、形象和方向。方向决定成败,只有凝聚中国道路这个共识,坚持这个方向,才能够稳妥解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才能够有定力排除各方干扰,形成合力,扎实地前进。

  第三,从中国道路和当今世情的关系来看。

  中国道路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经受了各种风险和考验。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被西方宣布“不战而胜”“历史终结”的压力中,在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西亚和北非的乱局中,一些国家被难倒、被翻倒了,中国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最终都化险为夷,并且发展得更好。中国道路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目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很明显,有的国家政治和社会走向也出现了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反思、总结自己走的路子时,中国道路的影响力也显现出来,以至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便是西方世界喜欢讨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原因。西方一向期望按他们的模式来塑造发展中国家,现在多少觉得,可能确实存在中国道路这种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道路。但在讨论中,不少人对中国道路有误解,有怀疑。有的发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的“捧杀”中国道路而导致“威胁论”,有的“棒杀”中国道路而喊出“崩溃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需要表明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的态度,还有必要自信地把中国道路的特点和内涵清楚地宣示出来。

  在风险和机遇中前进的中国,清楚地知道,走什么路,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走这条路,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定力,认认真真地去解决原有的问题和势必会继续出现的新问题,遇到再大的难题也不动摇意志、改弦易辙。要说大局,这就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大局。


  二、中国道路是什么?


  中国道路,是具有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千差万别。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曾是很有影响的模式。越南、朝鲜、老挝、古巴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其道路也各有不同。在欧洲政坛,至今还有势头不减的社会民主主义(有时叫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9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中,约有半数先后宣布实行社会主义或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由此出现各种民族社会主义道路。非洲相继出现“阿拉伯社会主义”“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村社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玻利维亚的“印第安社会主义”至今还有影响。在理论上,国外还有许多没有执政的共产党和“新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也都各有其社会主义观。中国搞社会主义,曾照搬过本本,也模仿过别人,吃过苦头,才走出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拥有鲜明区别的道路。它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中国道路根植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适应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和选择,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理想,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回答了在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资源这么贫乏,发展这么不平衡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关于中国道路的具体内容和特点,从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党的重要文献,便根据改革开放实践提供的新经验,不断进行总结和概括。和以前的文献比较起来,党的十八大的总结和概括,更集中、更系统、更完整了,在不少方面作出了理论创新。据此,我们大体可从以下四个角度,来概括和理解中国道路是什么。

  第一,从形态构成讲,中国道路是途径、理论和制度三种形态,在实践中有机统一。

  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称。作为中国道路构成形态之一的具体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在基本路线上延伸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这五大建设途径等。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态,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它们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结晶,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先后把它们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道路的行动指南。中国道路的制度形态,包括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的体制,它们是坚持和发展中国道路的根本保证。

  科学的和有生命力的道路,总会在途径、理论、制度三种形态上落实和显现,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否则,它可能只是一种解释世界而不能改造世界的学说,或者是一种灵机构想但却未必成功的实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道路的途径、理论和制度“统一于实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断,表明三种形态不会单独形成,而是互为表里、互为印证、相互促进的。同时也说明,中国道路不是在屋子里琢磨出来的,也不是“论战”中“憋”出来的,而是在实践探索中干出来和逐步完善起来的。中国道路能够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总是自觉地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用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把成功的和成熟的实践确定为制度。中国道路的特色和品格就在这里,中国道路的科学性和深刻性在这里,中国道路在中国之所以管用,特别有效率,之所以对全党有凝聚力,对全社会有吸引力,原因也在这里。

  第二,从宏观规定讲,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总”,着墨不多,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道路的真谛和要义。所谓总依据,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国情,它是中国道路的出发点。没有出发点,就没有依据去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道路。毛泽东当年如果不弄清、不牢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也不会鲜明确立新民主主义道路。今天,我们也必须牢记国情,牢记出发点,才不会动摇走中国道路的决心。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就是因为这个。所谓总布局,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整体推进。提出这个总布局,反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意在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地推进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作。所谓总任务,就是中国道路的目标方向,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简明扼要地指明,为什么要走这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主要做什么,朝着什么样的目标去做。

  第三,从基本要求讲,中国道路有八个方面必须坚持的内容。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这“八个坚持”,是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来的,被确定为走中国道路夺取新胜利的基本要求。所谓基本要求,事实上是对中国道路内容的又一种概括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和概括,先后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党的基本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总结了中国道路的新鲜经验,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国内社会关系和国际政治关系各个方面,体现了中国道路最本质的内容和最鲜明的特点,既是对党内外、国内外关注中国道路时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积极回应,也是对中国道路前进规律、途径和方向的具体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基本要求和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一起,是中国道路中管全局、管方向、管长远的内容。

  第四,从实践领域讲,中国道路是一个体系,由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若干具体道路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诸多具体道路构成的我国发展的总道路。全面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在实践工作领域,必然延伸出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具体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曾概括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等。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建设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以实现更广泛、更充分、更健全的人民民主为目标的政治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软实力,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的文化发展道路;以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建设道路;以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此外,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方面,在推进祖国统一方面,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在党的建设方面,所走的路子,党的十八大报告都有具体论述和新的要求,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上讲,突出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以上诸多方面的道路下面,还有一些具体层面的道路内容。例如,在经济方面,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道路,以及在科学技术上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方面,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在国际关系方面,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党的建设方面,走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等等。

  不同方面、不同层面的具体道路,是对中国道路实现途径的细化、丰富和发展。


  三、中国道路从哪来?


  人们对道路的探索和选择,不会是随意而为,道路更不会凭空而来,它总是和一个国家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发展水平、政治演进和人民诉求紧密相连。归根到底,被多数社会成员认可的道路,都是为解决其国家面临的根本历史课题,它一头连接着国情,一头连接着理想。

  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其来有自。

  第一,中国道路的开创和发展,直接源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如果不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如果不推进改革开放这个伟大实践,如果不奔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根本目标,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开创,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奋力推进,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持和发展,才走出今天的壮景。这个论断,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以来重要文献的一贯表述。其意义在于,确认了中国道路有其开创性的标志,即我们常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其现实的实践依据,即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有其明确的主题内涵,即我们常说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其阶段性的前进过程,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成功开创”、两个世纪之交的“成功推进”和新世纪新阶段的“成功坚持和发展”。这个论断,是对30多年来中国道路开创和发展过程情形及其特点的简洁概括。

  第二,中国道路是近代以来拯救和发展中国的先进道路逐步演进的根本成果。

  开创中国道路之前,历史不会是一片空白,道路总会有“源头”征兆。党的十八大报告说,中国道路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来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即已鲜明回答了中国道路其来有自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时的讲话中,进一步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命运变化的角度,讲了“三个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必须坚持走下去;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这“三个牢记”,既体现了170多年以来中华民族命运变化的历史真谛,又揭示了中国道路何以出现,为什么要坚持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把中国道路放到近代以来特别是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大背景中去看它的由来,体现了我们党浓郁而敏锐的历史感。所谓历史感,就是科学掌握历史继承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地走向未来。

  中国道路其来有自,还指它有着历史的承续和承载,是在前人探索的路子基础上开创出来的。

  在中国道路形成以前,为拯救和发展中国,中国先进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道路的问题,先后作了两次选择,使民主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前进,我们党创造性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有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前提和基础。为了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党又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次探索,最终才形成了中国道路。

  党的十五大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他们的特殊贡献,恰恰在于分别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卓有成效地实践和探索了先进道路。从三民主义道路到新民主主义道路,从新民主主义道路到社会主义道路,从实践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位伟人都是从前一代人那里汲取了经验智慧,并且看到了前一条道路的不足,而后创新发展,实现历史性飞跃。说中国道路是几代人“奋斗、创造和积累的根本成就”,真实含义即在于此。

  第三,中国道路奠基于改革开放前30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离开创中国道路时间最近、关系最密、影响最大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段时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左右的历史时期,当然不能混为一谈。在对国情和世情的判断上,在探索道路的方式和具体政策上,在工作中心和实际工作内容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有很大差别。改革开放前对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探索,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带来很多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没有解决好”是指在探索中经历了从正确到正确中有失误,从正确与失误交叉前行,到发生全局性和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的挫折,因而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不管经历了怎样的挫折,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探索实践,对中国道路来说,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承续和承载。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毛泽东那一代人为中国道路“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个论断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增加“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这些表述,很有分量,很具体。

  什么是“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理论准备”有哪些?不仅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些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还有:对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把国家建设好大概要一百年这个最大国情和历史方位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判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的论述;“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遵循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和做好综合平衡的要求;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关系的主张;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等等。关于“物质基础”,则包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和“两弹一星”等各方面的建设成就。以上,都属于党的十八大报告说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至于“宝贵经验”,既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的许多正确有效的做法,也包括“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经验。这些,都从不同方面为中国道路的开创,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直接有用的资源。如果没有此前奠定的政治前提,没有从干部到制度、从实践到理论、从物质到精神的基础准备,改革开放就很难推进,就不会有中国道路的出现;出现了,也不一定坚持得住,发展得好。

  关于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演进特点,邓小平在1980年主持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时,说得很清楚:“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概括起来实际就是四层意思:在开创中国道路的过程中,我们党做的事情,一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提出来、设想过但没有去做的事情做起来;二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错的事情改正过来;三是把毛泽东那一代人做得不够好,但总体上还可以去做的事情进一步完善起来;四是做毛泽东那一代人没有遇到过的新事情。这四层意思,具体地回答了中国道路是怎样起步的,同时也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在他们选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创新,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由毛泽东那一代人奠定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的。

  第四,中国道路的本质灵魂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继承和发展。

  没有主义,如果这个主义不科学,道路就没有灵魂。中国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支撑它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下的重要定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论断,鲜明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说中国道路其来有自,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的本质属性和基本原则有其思想来源,有其传承的“道统”。社会主义思潮诞生以来,人们对它的实践探索,经历了好几个时间段。其中的“道”,就是内容逻辑,主要指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统”,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主要指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几个阶段的形成发展。正是从“道统”的角度,我们一直强调,中国道路的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发展。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改变了方向”。改变了方向,是因为树立了社会主义这个新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中国政坛上有300多个政党,却单单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了,说明这个新方向符合中国社会的要求,是对头的。中国道路,就是沿着社会主义这个新方向不断前进的结果。

  从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飞跃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没有变,理论基础没有变。改革开放不是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推倒重来,而是一个辩证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认识更清楚了,而且越来越清楚;实践上更有成效了,而且成效越来越明显。不论中国道路怎么发展,都是社会主义不断在更高形式上走向成熟和完善,都是更好地做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历史是一条通道,现实由此而来。

  弄清楚中国道路从哪里来,正确理解中国道路的“前世今生”和历史逻辑,正确把握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结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成果绝不能丢失,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就绝不能否定,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向绝不能动摇。


  四、中国道路怎样走?


  走好中国道路,其实就是一句话:牢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问题无非两个:怎样坚持,怎样发展。

  第一,关于怎样坚持。

  党的十八大报告标题突显了“坚定不移”四个字,正文中“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也是针对坚持说的。中国道路事实上成为最高意义上的党和国家意志,怎样才能做到对党和国家意志的牢固坚持呢?有两点很明确。

一是在认识和实践中树立自信。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树立自信,既要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来认识和承认中国道路给中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进步这个基本事实,也要清楚中国道路总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在“三个自信”中,树立制度自信最为关键。走中国道路,在任何方面的进步和完善,最终都应该落实到制度建设上面;任何方面的动摇,最终都可能反映在制度上的动摇。现在西方一些人谈论中国道路,往往把社会制度和经济成就分割开来,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好,但不认可中国的制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制度保证,要让中国经济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走中国道路的根本保证,如果对制度没有自信或信念不坚定,如果对制度不持敬畏之心甚至任意践踏,其保证作用很难发挥,对人们走中国道路的信心会带来根本性的伤害。

  懂得远比知道重要。所谓自信,来自道路的科学性及其魅力,来自人们对道路科学性的真正了解和懂得。在懂不懂的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含糊。还是反复讲的那个道理:真学才会真懂,真懂才会真信,真信才会真实行,真实行才会真有效。真有效了,道路的魅力韵味就出来了,自信就有了,牢固了。要坚持好中国道路,内在逻辑大体如此。

  自信还是不自信,也不光是关起门来的自我判断,也不只是跟自己以前的道路相比如何。我们沿中国道路前行,已经过了这个阶段。要敢于和国外比,敢于和现在比,也要敢于比未来。中国当然还存在不少问题,每个国家都存在问题,不同的阶段存在不同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因此,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能不能在这条道路上不断解决问题。中国道路解决问题的能力让世界瞩目,中国道路为世界发展注入越来越多的正能量,也让世界瞩目。只要我们沿中国道路走下去,让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势再巩固一些年,让对中国总体有利的世界经济政治局势再持续一些年,有关中国道路的种种误解、曲解乃至恶解,势必将逐渐淡去或是不攻自破。那时,中国道路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正确评价。

  二是知道哪些路子不能走。

  坚持走好中国道路,不仅对中国道路“是什么”要有认识上的自觉和自信,还要清楚哪些路是不能走的。党的十八大再次重申,“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为了突出坚持走中国道路这个要求。

“老路”和“邪路”,是过去经常讲的意思明确的一个比喻。不走“老路”,不是说对过去的探索都不尊重,而是说,实践已经证明,过去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以及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所以才通过改革开创出新路。不走“邪路”,不是说,对外国各种道路中好的东西不尊重,不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了,我们的改革不前进了;而是说,各个国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但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只有一条,换句话说,中国道路是有原则、有方向的,在改革开放中,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不能用其他什么方向来动摇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方向。比如,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实行的完全按劳分配制度,也不能实行资本主义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按资分配制度,而只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不搞平均主义,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不可能没有差距,但不能差距过大,更不能两极分化。党的十八大关于中国道路的概括中,强化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说明我们党越来越重视收入分配领域里出现的新情况,同时也说明,要不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要不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绝不仅仅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的改革是不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总之,不走“邪路”“老路”的具体含义,就是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同时,要自觉纠正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措施。不走“老路”和“邪路”,都突出了对中国道路的牢牢坚持,并要求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二者互为依托,是统一的。

  第二,关于怎样发展。

  中国道路不是僵化的模式,对中国道路最好的坚持,就是与时俱进地发展。发展中国道路的最大动力,是在实践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当然也是发展中国道路的关键一招。尽管现在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在广东考察时所说,“不改不行。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推动中国道路往前发展,人们从不同角度,都会认为有当务之急,诸如民生、法治、公平、生态、收入差距、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反腐倡廉、周边事态等。站的角度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答案自然不同。这就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作出战略判断,确立主攻方向,推出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很重要的一点,是重视各领域体制改革的统筹设计。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意也在此。“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怎样推进和发展,各实践领域的具体道路怎么走,各有着力点、突破点。比如,在经济领域,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展的关键是提高质量和效益。在文化领域,关键是培育和践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道路的文化软实力。但从总体上说,要走好中国道路,从制度、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建设入手,无疑最为关键。一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积累,中国道路在前进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不少方面已有规律可循,为一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条件;二是因为,如果各种制度、体制、机制仍然不协调配套,势必出现相互牵扯甚至内耗,进而影响总体改革和发展成果;三是因为,我们既面临提高制度建设的质量和水平的问题,也面临如何切实遵循和敬畏制度的问题,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做到用制度管权,靠制度办事的问题上,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走中国道路,我们曾经拥有人口红利,长期拥有改革红利,再进一步,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路子上取得更多更好的收获,势必带来更大的制度红利。

  邓小平在1992年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说的30年,已经过去了20多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是对中国道路在制度形态上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政治发展道路方面,党的十八大还就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等做了安排。在我们的制度体系中,原本有政治协商的传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党就把协商和选举并列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近年来,又明确了协商民主这个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将其作为一种制度,并要求落实到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各个方面。这些部署,广泛、多层地扩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无疑将成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发展中国道路的着力点。还有各方面体制机制的协调改革,更是一篇大文章。

  推动中国道路往前发展,不仅要有轰轰烈烈的突破和转折,更需要渐进式的改进、完善和积累。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干,争取有所突破,早有成效。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有所突破的改革,则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摸着石头过河。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中国道路的创新发展,有自己的风格,这就是,从“先易后难”的务实主义,再到“攻坚克难”的现实主义,要避免陷入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浪漫主义。抬头看远方,需要理想情怀,才不会失去目标方向;埋头走路,需要现实主义,才不会栽跟头。务实和现实的改革,既直面改革的难点和焦点,又强调改革的渐进过程,而不是期望短期内就能够把想解决的难题都解决完,也不是渲染还没有条件去做的事情以画饼,更不幻想拿花样翻新的口号来说明中国道路的发展如何风光。

  突破性改革总是以渐进式改革为基础的。比如,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后在两年徘徊中前进的渐进变化,就不可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市场经济取向的渐进式改革,如果不经历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就不会在1992年来一个大突破,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过去我们只强调公有制经济,1997年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是经过近20年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才取得的突破性成就。这就叫积小成为大成。

  当然,摸着石头过河,绝不是狗熊掰棒子,瞎抓一气,不知所得,而主要是摸规律、摸重点、摸突破口。这就需要善于总结经验,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推出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在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式中,不是分离的,而是互相促进的。

  总之,坚持和发展,在走好中国道路的实践中,是统一的。统一的途径,在于实践,在于实践提出的问题。统一的效果,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看解决问题的效果。统一的方式,还是邓小平说的那四句话:对的要坚持,不足的加把劲,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就是中国道路的前进方式,也是怎样才能走好中国道路的历史辩证法。


  五、中国道路与中国梦


  中国道路承载着中国梦前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中国道路到哪里去?拥抱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这三个含义,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表述得很清楚。中国道路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道路的现状是: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中国道路的前景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国梦的三种含义里,现代化是形态,社会主义是灵魂,民族复兴是主体。

  为了寻梦,就必须寻路。

  中国道路从来连接着中国梦,中国梦本就是中国道路的应有之义。中国梦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处境刺激出来的。没有衰落的低谷,就没有在沉沦中崛起的梦想。负责任地构想未来,必然解决走什么路,才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的问题。在更多的情况下,梦想未来、提出目标比较容易,选择走什么路反倒艰难万分,往往要经过曲曲折折的实践探索,才可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反过来说,道路总是承载着信仰,没有崇高信仰的道路,很容易滑向机会主义,终难走出一片明朗的天地。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梦”不同,“路”必不同;“路”不同,“梦”亦将不同。只有“路”和“梦”的紧密结合,才会使“梦”深刻地承载历史,让“路”正确地对接未来。说中国道路寄托着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就是这个意思。

  在探索积累和开创发展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的追求。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找到的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民生主义道路。其中,民族独立是民族复兴的前提,民主主义则是现代化的基本诉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求“均富”的民生主义,很接近社会主义理想。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道路,目标之一,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使国家复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这是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前提;目标之二,就是他说的,“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进而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这是民族复兴在现代化方面的体现;目标之三,是大家都熟悉的,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前途是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民族复兴的灵魂。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毛泽东再次探索道路问题,提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对这条道路的目标,毛泽东设想的精要是,让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的现代化,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民族复兴也不光是自己站起来,强起来,到21世纪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进入新时期,邓小平开创中国道路,一开始就自觉地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4年,他确切地讲,“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1987年,针对“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现象,邓小平明确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可见,“中国梦”里现代化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含义,在中国道路的开创过程中,一开始就是不能割裂的。到党的十五大,我们党正式把中国道路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概念对接起来。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进一步把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之“梦”,从此前的“富强民主文明”扩展描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

  中国梦诱人,但绝不虚幻。

  在中国道路的探索积累和开创发展过程中,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不仅始终作为目标存在,而且始终是具体的,是由一个又一个阶段性目标连接起来的。比如,关于中国道路的现代化之“梦”,围绕“小康”这个阶段性目标,我们先后经历了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从小康生活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阶段到又一个阶段的实践行程。以后,我们还要经历从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衔接和实践。以上不同的目标概念,语境不同,内含也不一样,但都反映了中国梦所经历的阶段性特征。到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时候,大体就可以称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到那时,已经发展到新的境界的中国,不仅会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道路也会为人类的共同价值添加更多的资源和标记。

  中国道路是着眼于现实,面向未来,催人奋进的复兴大道,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和永续奋斗。走中国路,圆中国梦,无疑是当代中国最耀眼的时代主题!



中国道路为什么行


董振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中国道路是行得通的,是成功的。但中国道路为什么行?中国道路成功背后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是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我们迫切回答的问题。“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探寻中国道路成功背后的“道”,方能“悟道”,而后“明道”,也才能够“行道”,这是我们正确对待并发展中国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理路。中国道路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遵循发展的规律性;中国道路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坚守发展的价值性;中国道路蕴含着强大的创新精神,坚持发展的辩证法;中国道路蕴含着持久的实干精神,坚持发展的实践性。正是中国道路的这四种精神与品性,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更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红旗文稿》2019年第11期


  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农业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几十年之内,我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实中国道路是行得通的,中国道路是成功的。但是,中国道路为什么行?这个问题不仅国际社会想知道答案,而且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回答。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中国道路成功背后的“所以然”,那么,虽然我们实践上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无法确保这个成功具有历史必然性、能够不断持续下去走向未来。这里的关键在于能够发现中国道路背后的必然性,即找到规律性,也就是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找到中国道路的成功之“道”。只有“问道”,方能“悟道”,而后“明道”,也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而“行道”。只有找到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背后的中国智慧,我们才能够明白中国经验中哪些是根本的因素必须坚持,哪些是偶然的因素可以变通,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中国道路走得更宽更远,取得更大的成就,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道路才可以从中国道路中获得智慧和启示。唯有如此,中国道路才具有普遍意义和世界意义。


  一、中国道路蕴含着科学精神,遵循发展的规律性


  中国道路所遵循的发展理念,在总结发展的历史经验、批判吸收传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什么是发展”的问题进行本质追问,从真理维度深刻揭示了发展的规律性。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进程的展开,发展理论对发展本质的认识一般达成共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由相对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相对先进的发达状态的过渡和转变,或者由发达状态向更加发达状态的过渡和转变,其内容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教育以及人自身等多方面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全面的社会转型和进步过程。从本质上来讲,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上经济增长过程,而是一个在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基础上,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结构优化而实现的质量上的本质变化。

  第一,中国道路所遵循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遵循经济规律、不断创新的过程。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政治动荡、武装冲突加剧等,但就其实质而言,这些问题的总根源都在于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与可供给资源的稀缺性之间的矛盾。面对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我们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路径,不可能通过片面地压抑和控制人类的需要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而要通过不断创造和提供新的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着的人类需要的路径来实现,这种解决发展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创新。坚持创新发展,是我们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因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积极扩大内需,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才能不断推动中国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中国道路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遵循社会规律、不断优化结构、实现协调发展的过程。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坚持协调发展,学会“弹钢琴”,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我们要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城乡、各个群体共同进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第三,中国道路的发展理念强调,发展本质上是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所倡导的发展理念强调,“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实践中,我们坚持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始终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更加美丽宜人。

  正是基于对发展规律的遵循,中国人民沿着中国道路不断推动科学发展,创造了辉煌的中国奇迹。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二、中国道路蕴含着人文精神,坚守发展的价值性


  中国道路的成功是因为具有价值的合理性作为根本支撑。在发展的现实实践中,各个国家也走过了大致相似的发展道路,最初总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考虑“怎么才能够发展得更快”以取得更大的发展成就,而往往忽视价值理性的追问,即思考“为什么要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实践中,通过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借鉴别国的成败得失,深刻地认识到了发展的根本之道,找到了中国道路的价值理性,赋予中国道路以深厚的人文精神,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合道顺德的光明大道。

  第一,现代化遇到的问题,其深层原因是价值理性的缺失。可以说,现在所遇到的所有的发展问题,包括全球性问题、生态问题、和平问题、贫困问题等,其根源主要在于人们对于发展价值的曲解和无视。正如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所指出的:“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 人们在经验世界的工具理性追求中,忽视了对理念世界的价值理性的追问。从客观上来讲,这样的发展对于短期内解决人类的物质性需求的问题功不可没,但是,如果把工具性价值这个当成终极目的,遮蔽和忘记了发展的价值理性,那么就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陷阱、各种各样的赤字,例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公平赤字等。西方发展道路造成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无论以何种方式表现和呈现出来,实际上都是因为发展背离了价值理性。“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这样的表达,背后所蕴含的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对价值理性的彰显和呼唤。整个世界进步的根本衡量标准不是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而是“为什么发展”的价值理性。脱离了价值理性引领和规约的发展,在欲望的驱使下,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在强大工具理性的帮助下,人们也许会因为疯狂而自掘坟墓,失去我们的未来。

  第二,中国道路的成功之道,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坚守共享的价值理性。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道路取得成功,必然要超越这种纯粹工具主义的发展路径,走向价值理性的引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道路发展实践的根本价值理性,还是克服西方工具性发展道路弊病的不二选择。

  公平正义是千百年来人类不懈追求的一种美好社会理想和愿望,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不平等、不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生产条件和发展成果都不能由人民共享,因此,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同富裕、人人共享的新社会为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共享发展成果,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通过革命性实践摆脱社会中阶级的奴役和压迫,使人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让人民大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两个解放是互相贯通、互相交织,最终统一到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实践中。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只有坚持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工具和价值的统一、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科学和人文的统一,才能够实现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价值追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追求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实现共享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理性,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凝聚起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我们的发展才能够不断续写奇迹,我们的国家才能够不断地跟上时代和引领时代。

  第三,中国道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领旨向造福人民的伟大发展实践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我们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急所盼,让人民共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展成果,使得人民不断获得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8.52%,上升40.6个百分点。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我国社会大局保持长期稳定,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和实践中,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科学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最高理想、价值追求和逻辑起点。这个价值理性也一直处在人类共同价值的制高点。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人谋划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价值旨向。这也就决定了中国道路遵从价值的合理性,因而确保了发展方向的正确。


  三、中国道路蕴含着创新精神,坚持发展的辩证法


  实现人类解放和造福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旨向。科学的指导思想并不是理论教条,而是行动指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采用什么样的方略,实现这一崇高的价值追求,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都必须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基本原理和本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扬创新精神,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第一,中国道路以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作为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具有革命性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在于它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根本方法,不把任何现存事物看成是永恒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东西,不对任何迷信和谬误让步。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好的文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唯一可行的发展“范式”,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唯一科学的政治模式。但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的中国道路,充分揭开了这些违背唯物辩证法“独断论”的迷雾。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鲁迅先生说过:‘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我们正是因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勇敢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才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以不可辩驳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鲜活生命力,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飘扬!

  第二,中国道路只是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说明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定于一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不同,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要求不同,他们实现发展造福人民的具体道路当然也可以不同,而且必须不同。中国道路的成功也并不是说,我们在某一个历史时期针对一定时代问题的所有具体做法都是正确的、适合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必须照抄照搬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说明每个国家和民族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我们只不过是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道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变化、主题转移、问题转换而不断呈现新的形态。中国道路的成功启示人们,每个国家、每个民族要避免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的路。只要坚守追求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道”不变,至于具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都要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这也就是说,现代化道路不可能定于一尊。

  第三,中国道路的成功说明了,一个国家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辩证理性看待发展过程中的得与失、大与小、远与近等问题。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使我们自己振奋,也让世界瞩目。怎么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现代化?世界上没有过,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从发展的资源来看,中国虽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资源按照人口数量一平均,就显得严重匮乏了。我们并没有发展的优势。但是,我们用事实证明确实创造了中国奇迹,这个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可能有人会指责我们说,贫富差距拉大了,生态恶化了,精神家园失落了,等等。但是,西方发展过程中没有经历过吗?那各种各样的陷阱,说明了什么?说明成长都是有烦恼的,发展都有代价。我们只是经历了发展的辩证法的过程而已,只不过是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起来的问题”和“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而已。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的时候,既不要为一时的繁荣而盲目自大,也不要为一时的挫折而妄自菲薄,只要经过实践证明自己的道路不是离经叛道的邪路,就要大胆地试验,大胆地闯,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和“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中国方案里面就有中国的“道”,即发展的根本价值和信仰。这个“道”具有共性和普遍性,但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由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人民的需要和要求不同,也就是说具体的“势”不同,他们可以而且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术”,也就是走不同的道路去实现发展的价值。

  古人云:“理一分殊。”中国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造福人民的基本价值追求不能丢,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逻辑不能违背,至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道路、方略和方法不能定于一尊,必须因时而异、因地制宜、因势而变,才能够充分彰显真理和道义的力量。


  四、中国道路蕴含着实干精神,坚持发展的实践性


  中国道路的成功是因为以求真务实的实践作为根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改造世界,具有实践性的理论品格,要求坚持实践第一,保持不懈奋斗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理论。它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又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使自身不断经受检验,获得丰富和发展。

  第一,中国道路是在革故鼎新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和特产税到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搞好国营大中小企业、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督察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扎实推进,各项便民、惠民、利民举措持续实施,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第二,中国奇迹是在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正如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40多年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15.2%,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捷报频传。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第三,中国道路是在求真务实的伟大实践中行稳致远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论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判断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坚持价值论,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科学判断发展的价值理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提出新的思路、战略和举措,绘制实现伟大梦想的宏伟蓝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判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敢于斗争的精神状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攻坚克难,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正是这种基于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基础上的实践性,我们走出了中国道路,成就伟大的中国奇迹,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周易》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揭示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就是问“道”中国道路,也就是挖掘中国道路之中蕴含的中国智慧。正如《礼记•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个“道”不是一个具体的手段、固有的方法和不变的方略,而是可以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选择“行道”之“器”所提供的必须要坚守的基本价值和原则。这个“道”是具有共通性的普遍智慧,可以启发其他国家和民族据此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因而它具有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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