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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深圳

作者(编者):陈启文

出版单位:海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8

定价:69.80元

ISBN:978-7-5507-2937-7

作者(编者)简介:更多

陈启文,湖南临湘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 陈启文,湖南临湘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等20余部,多篇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俄、朝等文字在海外出版。曾获国家图书奖、老舍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作家》报告文学奖、毛泽东文学奖、林语堂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北京文学》双年奖、全国电视纪录片一等奖、中国新闻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2015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荣誉称号,2017年获“第三届广东省中青年德艺双馨作家”称号。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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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深圳的一切,都来自那个冰河解冻的春天。

  深圳的一切,都来自那声改革开放的召唤。

  许多过来人回想起那个春天,一切历历如在眼前,海在天上,天在海里,一轮刚刚从大海上升起的太阳,如梦初醒。

  对于深圳,那一年的春天仿佛在歌曲《春天的故事》中发生,“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在汹涌澎湃的春潮中,一位老人以划时代的激情,将一个处于中国南方边缘的边陲县推向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这年春天(1979年3月),宝安县撤县设市。在建市之前,深圳的知名度就比宝安大,尤其是深圳口岸早已名声在外,习仲勋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以深圳为市名。深圳市最早定为省地共管的副地级市,同年11月又升格为省辖地级市。1981年再升格为副省级城市。到了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也是破天荒的。一座城市在短短的几年内“连升三级”,这在国内外都是破天荒的。

  这年春天(1979年2月),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建立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这也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又是一个破天荒。

  只要追溯深圳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就不能不提到三个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个是主政广东的习仲勋,还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深圳人—袁庚。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1917年出生在大鹏镇。他是一位海员的儿子,父亲一辈子在大海上“揾食”,他是被大海一口一口喂大的。他和抗英名将赖恩爵一样,都是大鹏镇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一位生逢乱世的大鹏之子,从小就对大鹏先贤赖恩爵特别崇敬,欲“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这也是那一代人共有的胸怀和抱负。袁庚在广东省广雅一中毕业后,于1936年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燕塘分校(又称黄埔军校广州分校)。1939年,袁庚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加入东江纵队,在东江流域和港九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历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袁庚以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上校的身份,被派往香港与港英当局就东江纵队港九游击队撤离九龙半岛问题进行谈判。他出色地完成了这次谈判任务,在处理涉外事务上的才干也开始为人熟知。1946年,袁庚随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烟台,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随后编入第三野战军,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49年9月,袁庚任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参加了解放广东沿海岛屿的战斗,如今深圳市南头半岛的前海、蛇口和大铲岛一带就是他率部解放的。这位年轻的炮兵团团长看着那被炮火撕裂的焦土和弥漫在海天之间的硝烟,眼中没有太多胜利的豪情,却有满目疮痍的伤痛。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还在发烫的炮筒,不由得冒出这样一句话:“这里,从此再也不会有炮声响起!”

  一位浴血奋战的军人,说出了他对和平的憧憬。新中国诞生后,袁庚也随即接受了和平年代的特殊使命,由一位前线指挥员迈入了他人生的第二阶段。1949年11月,他被调至中央军情部武官班受训,先赴越南任胡志明主席的情报和炮兵顾问,后又担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在周恩来总理出席于雅加达召开的亚非会议期间负责情报组织工作。1961年,袁庚被任命为中央调查部第一局副局长,赴柬埔寨破获国民党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6年,他被指派为光华轮党委书记,将在印尼排华事件中受难的华侨接回祖国。十年动乱时期经康生批准,袁庚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在高墙铁网下熬过了五年炼狱生活,直到1975年10月才恢复工作,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此时他已年近花甲,一个人活到这把年纪,即便就此退休,他也没有虚度人生。然而,1978年10月的一纸任命,在中国改革开放元年把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他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的全面工作。他的人生由此迈进了第三阶段,不是告老还乡颐养天年,而是充当一头“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拓荒牛。

  香港招商局是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驻港航运企业。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洋务派大臣李鸿章就奏请设立了香港招商局,这也是洋务派把手伸进香港的一个大手笔。袁庚为香港招商局第二十九任掌门人。此时,这家以航运为主的驻港中资企业由于长时间经营不善,已沦落为一个空壳,没有一条船,只有一家老旧的修船厂和一个又小又破的码头,总资产加起来仅四千多万港元。袁庚被安排到这个位置,还真是非常适合,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他从投身东江纵队后就开始从事对外联络和情报工作,而这种经验丰富的外向型干部在当时是少有的。由于长时间担当特殊使命,他练就了敏锐而独特的眼光。透过锈迹斑斑的一副空壳,他看到了这个驻港中资企业的独特价值。随后,他便向中央提出了重振香港招商局的二十四字方针:“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这其实也是他立足的一种姿态。当他站在内地的海岸线上,总是下意识地看着香港;而当他站在香港的海岸线上,又总是下意识地看着内地。香港招商局对岸就是他当年率部解放的蛇口。此时,他早已不是用战争的眼光来看待了,而是换了一种眼光。他也是当年最早改变眼光和思维的一批人。在隔海相望间,一个念头就像那伸向大海的半岛一样在弥漫的海雾中浮现出来,越来越清晰。

  一位历经战火淬炼的军人,早已形成了自己的战略思维,干什么都要先考虑到“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那么香港招商局的地利在哪里呢?香港地域狭小,又是寸土寸金之地,凭招商局那点儿资本在香港不可能伸展拳脚。他将目光放到了对岸的南头半岛,那是他当年亲手解放的地方。若能直接杀回自己原先的战场,既可以充分利用广东省的土地和劳动力,又可以利用香港及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这是双赢的最佳选择。他还未改掉那“远略英谋,临机果断”的军人性格,没有给自己犹豫的时间,随即就把脑子里的念头开始付诸实施。1979年春天(1月31日),适逢中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改革开放的重大契机,袁庚带了一份香港明细全图赴京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请求在南头半岛划一块地方给招商局建设工业区。李先念在南头半岛的根部用铅笔画了两条杠,准备把整个南头半岛都划作工业区。但袁庚考虑到当时招商局只有那么点儿家底了,这整个南头半岛他还真是不敢要。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顾虑,那时候,搞面向海外的工业区还是史无前例的一场试验,一旦出现闪失,势必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形势造成不利影响,政治责任重大。他对李先念说,他只想要一块小地方,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李先念于是改圈了蛇口的一小片海湾和土地,又对袁庚说:“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

  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老一代革命家,都有一股子冲锋陷阵的劲头,说话都挺冲。

  袁庚虽说一直后悔自己当时“胆子太小”,但如今只要说起改革开放之初最猛的闯将,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袁庚。蛇口工业区一经国务院批准,袁庚便带着第一批拓荒者开进蛇口。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袁庚则是蛇口这一小片土地的总设计师。他深信这是命运的安排,这也是他最后的使命。

  蛇口,地处深圳南山区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而蛇口本身就是一个神话,相传后羿射日,一连射下八个太阳,当他把第九支箭嗖的一下射向天空,一条巨蛇从天而降,蛇身化作狭长而蜿蜒的海岸线,而蛇头正好落在南海边,那蛇口还真像一个朝着大海张开的蛇口。但这个神话一直只是传说,蛇口的命运,接下来将缔造出一个创世纪的神话。而最初划给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用地,哪怕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也只有2.14平方公里。这一小片土地第一次在地图上被醒目地标示出来,只是那时候还极少有人知道,它将成为贴在深圳经济特区身上的一个举世瞩目的标签。袁庚以他那惯有的军人步伐转了一圈,对身边的人笑道:“你们看,这一小片狭长的土地就像试管一样。”这个风趣而形象的比喻,还真是逼真地说出了蛇口扮演的角色,如果说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划出的第一片试验田,那么蛇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根试管。

  那时蛇口还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人民公社,良田沃土是不能占用的,划给蛇口工业区的是一片被历史和偏见遮蔽得太久的海边荒滩和荒山坡。这海滩上没有红树林,只有疯长的咸水草,烂泥荒滩散发出一阵一阵的腥臭味。一条黄泥小径一路向大海蜿蜒而去,又从大海蜿蜒而来。那些去捕捞沙井蚝的渔人,随它而去,又随它而来,一双双赤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拖泥带水的日子,把一条路走得坑坑洼洼、弯弯曲曲,却从来没有谁正眼瞧过这片土地。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从一开始就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979年7月2日,这是一个必将载入史册的日子。三十年前,一位当年头戴钢盔的炮兵团团长曾经发誓:“这里,从此再也不会有炮声响起!”而今,他又戴着安全帽站在自己亲手解放的这片土地上,摆在他面前的不是军用地图,而是蛇口开发的一幅蓝图。如果说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那么还有一位老人在这两平方多公里的土地上画出了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的第一幅蓝图。为了这幅蓝图,袁庚违背了自己当年的誓言,一如当年指挥作战一样,那手臂猛地一挥,一声令下,轰然震响的炮声顷刻间震撼了荒山坡,掀起纷纷扬扬的尘土,连被埋得太深的石头也像从蛇口吐出的倔强牙齿。海风在炮声中呼啸,海浪在震荡中翻滚。这振聋发聩的炮声,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炮声撼动的又岂止是这一片荒山坡,还有那板结的体制和僵化的思想。此时,还不能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却已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当挖掘机掘开海滨淤积的滩涂,一次就发现了四百多具偷渡者的骸骨。那数十年间,不知有多少前赴后继的偷渡者被海浪吞没了。袁庚满眼悲怆地看着这些遗骸,又下意识地冒出一句话:“从此,这里再也不会有人偷渡了!”

  就在蛇口打响第一声开山炮的这一年,从中央到广东省、深圳市都在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而紧锣密鼓地筹划着。此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已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要划出一块地方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但这试验田叫什么名字呢?这就像为一个即将分娩的新生儿正式命名,必须郑重其事,一直定不下来。邓小平豪爽地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他这一句话,就把深圳经济特区的名字正式定下来了。这不是一次单纯的命名,这是以特区的名义重新定义了一个时代。邓公还以一种革命家的豪迈激励广东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中央没有钱,这是实事求是,当时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又加之政策失误的历史原因导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到处都要用钱,国家财力捉襟见肘。邓小平、习仲勋都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革命家,“杀出一条血路来”,既是他们在战争年代的生命体验,更是他们对改革之路的洞察和预见,这一路上将遇到重重障碍和阻力,你只能像冲锋陷阵一样“杀出一条血路来”。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1980年8月26日,这是一个早已从日历上撕掉的日子,但也有不少有心人保存了这张日历。这一天,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正式批准设立深圳经济特区。这一天被世人称为“深圳生日”,但严格说,这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生日。深圳,深圳,其实是两个不同层次也不容混淆的概念。一个是深圳市(面积2050平方公里),一个是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圳市境内划出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地域(初为327.5平方公里,补更调查数据为395.992平方公里,实际可开发面积仅约110平方公里)。这一片沿着海岸线延伸的狭长土地,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背仔角),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珠江口安乐村),北靠当年东江纵队的根据地梧桐山和羊台山脉,南邻香港,以深圳河为界,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和盐田区。沿经济特区设有全长八十多公里的管理线,这是第二道关卡,俗称“二线关”。关内为特区,关外则为非特区,在同一座城市内实行分隔管理,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创举。

  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但并非唯一的特区,而是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四个经济特区(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之一。根据中央的指示,深圳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建成一个以发展工业为重点的工、商、农、住宅、旅游等多种行业并存的综合性特区。而深圳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还将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国家使命,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探索和积累经验。如果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深圳就是第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路者,这水有多深,这风险有多大,都必须有一股“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冲在时代的最前锋。

  在某种意义上说,蛇口提前打响的第一声开山炮,也是深圳打响的第一声开山炮。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大规模的开发立即全面铺开,中央军委调遣了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支援特区建设,来自五湖四海的数十万建设者也如潮水般奔向深圳,都是特区建设的“开荒牛”。

  1982年夏天,我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海魂衫,几乎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深圳。我来了,赶海来了!那时我才二十出头,在内地已有一份安稳的职业,我来这里不是为生存所迫,而是想要换一种活法。人到了特区,心也跳得快些。这是真的。这是一个热烈的世界,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热,海风滚烫而凶狠,而海浪的拍击也是可以产生大量的热能的。我还不太适应被大海反射过来的灿烂阳光,一直眯缝着两眼,让我突然觉得自己走错了地方。那时的深圳还是一座被农村包围的城市,整个特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到处都是工棚、脚手架和搅拌机。一条条刚从泥土里平整出来的路面马上就挤满了人,扑上来的灰土落在身上,让我脚步沉重。和我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还有成群结队蜂拥而来的农民工。他们都忙着把自己往离大海最近的地方搬运。蛇皮袋,搪瓷缸,塑料皮捆着的被窝卷儿,这是当年所有农民工的共同特征。他们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特别经得起摔打,经得起折腾。和这些人拥挤在同一条路上,我感到非常偶然,又十分茫然,甚至有种被裹挟进来的感觉。在这里,他们不愁找不到事做。一个乡下汉子,刚刚放下身上的蛇皮袋子,立马就能在这里找到一个什么活路干干。他们在路边搭个简易窝棚,立马就能开铺睡觉,生火做饭。在大锅里炒菜的不是锅铲,而是挖土的铁锨。他们是那样按捺不住,他们浑身充满了力量,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追踪深圳经济特区之路,首先就要从“深圳第一路”—深南大道开始。在建市之初,深圳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马路,碎石路面在烈日下尘土飞扬,深圳派人去香港招商,好不容易招来了几个港商,可刚一跨过罗湖桥,这些西装革履的港商就被灰尘呛得咳嗽不止,连眼泪都呛出来了。为了不把这些港商“呛回去”,深圳市政府痛下决心,决定修通一条横贯市区东西的主干道。1979年7月,第一支踏上深圳土地的陆丰建筑第六施工队承接了开路工程,这支由农民工组成的县级建筑工程队,在深圳城市街道拓荒史上写出了艰辛惨淡的第一笔。这筑路工地没有路,施工设备非常简陋,成千上万的土石方只能靠人力用板车推的推、拉的拉。我来这里时,很多路段还没来得及浇上柏油。而说到浇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还真是难以想象,工程队连洒油机也没有,他们用铁皮焊了个二十多斤的土漏斗,让两位身板好的汉子用手臂举得直直地操作。那刚刚浇上的沥青被烈日烤得黏黏糊糊的,连修路的民工一个个看上去也是黏黏糊糊的,就像刚从柏油桶里钻出来的,脑门子上,脸上,臂膀上,背脊上,一片焦煳,流淌着污黑的汗水,散发出污黑的气味。一位洒油工换班时想把胶鞋脱下来,却怎么也脱不下了,那沥青把胶鞋给烫熔了,把裤子也粘住了。

  在这条路上,我认识了一个叫锁链的农民工。这无疑是个土得掉渣的名字。他说这个名字好,娘说,锁链啊,能锁住命,链住金。这小伙子来深圳已经两年了,每天负责看守一口熬沥青的大锅,一天十多个小时,他所有的动作,所干的一切,就是围绕着大锅煎熬自己的生命。我尽量站得离那口大铁锅远点,但弥散在周围的还是那股浓烈刺鼻的沥青味。他张大嘴巴喘气时,我看见他的舌头和喉咙都是黑的。他渴了,端起一个老大的搪瓷缸,把一大缸水直接灌进了火辣辣的嗓子眼里。一个生命可以在两年的时间里每天面对这样一口灼烫的、呛鼻的大锅,这口锅对于他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早已从工具变成了一种坚守。然而,这只是我一个文人的感觉。这小伙子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非常简单,在这里多赚点钱,回家,盖房子,娶媳妇,生娃。他那种乡下的方言很难懂,但我听懂了。这个小伙子我后来一直没忘,他成了我记忆中与一座城市连接在一起的一个形象。一位老人画的那个圈太伟大了,却必须有一个个渺小而卑微的生命不断地填进去,在深圳经济特区拓荒时最需要的就是这种一下就能把自己豁出去、舍命地在这里大干一场的人。这是他们的活路,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把干活叫活路。

  由于这条路要从蔡屋围村中穿过,有的村民认为破坏了他们安身立命的风水,时不时就上路阻止施工。若要提及深圳的现代化进程,蔡屋围是一个典型。如今蔡屋围已成为深圳市中心,也是深圳最富裕的城中村。当年那些阻止施工的村民又怎么能想到,一条路会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而他们世世代代守望的风水,却只是如一潭死水般的贫穷。1980年,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前夕,深南大道从蔡屋围到当时上步工业区的第一段路终于修通了,全长只有两公里余,七米宽,仅够两辆车来回并行。这样一条路实在称不上是大道,但在当时已是深圳市最长最好的路了,这条路也算是献给深圳经济特区的奠基礼。随后,这条路又开始扩展和延伸,直到1987年春节前,深圳市把广深铁路用高架桥托起,才将这条路修通了近七公里长,将路幅拓宽到五十米。这条深南大道才是名副其实的大道了,被深圳人自豪地称作“十里长街”。然而在拓展的过程中,这条路几乎是在一路的争议中不断推进的。有人质问,修条马路为什么要搞这么宽?有人痛骂,简直是败家子,老百姓的血汗钱都给败光了!诚实地说,那时这路上跑来跑去的也确实没有几辆车。然而,你不能只看眼前,没过多久,那些质问的、痛骂的人又换了一种方式:这马路怎么修得这么窄、这么短?怎么就那么鼠目寸光!

  遭受质问和痛骂的还有当时的“深圳第一高楼”—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多被世人简称为国贸大厦。国贸大厦借鉴香港的招投标制度,在国内首次公开招标设计方案;第一次大范围采用世界一流建筑安全设施。大厦开始招标设计为三十八层,很多人就质问,盖这么高的楼有必要吗?后来,国贸大厦的设计又调整到五十三层,高达一百六十米。质疑的声音就更多了:这楼到底要盖多高?难道想要捅破天?这人可不能心比天高啊!

  站在当时,你又不能不说这样的质问有它的道理。那时,中国内地最高的大楼也只有三十多层,而国贸大厦附近最高的建筑为深圳宾馆,只有四层。就在这些质问和争议声中,国贸大厦于1982年春天在罗湖中心城区破土动工了。这座大厦的总设计师朱振辉毕业于哈工大土木建筑系,曾任中南建筑设计院院长、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堪称当时深圳最领先的建筑设计师之一。它的主体工程由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无论对于设计者还是承建者,他们都在创造当时的中国第一,这是中国建筑史上第一栋超高层建筑,在很多方面都无章可循。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建设中,无论在管理上还是技术上,很多都是开国内先例。在建设过程中,中建三局竟然创造了三天盖一层楼的惊人速度,这一速度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新纪录,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这也是被传为神话般的“深圳速度”。许多人都把“深圳速度”理解为速度快、效率高,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是铆足了干劲、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地干出来的。其实,“深圳速度”第一得益于管理创新,中建三局作为国有企业,率先大胆打破了“铁饭碗”(固定工资制),当时工地负责人的工资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第二得益于技术创新,中建三局在标准层的施工中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套大面积内外筒整体同步滑模新工艺,这一独特技术创新可以用三个“特别”来形容,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质量特别好。

  1985年12月29日,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建造的中国内地第一高楼,以高耸入云的姿态在罗湖崛起。一眼望上去,感觉一座趴在海湾里的城市突然站了起来,一座城市从此才开始像一座城市。这座大厦被誉为“中华第一高楼”。它不仅是一座高楼,还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五年来所达到的高度,也代表了那个年代中国现代化崛起的海拔高度。1987年,该工程荣获首届鲁班金像奖,颁奖词中称:“她是诞生神话的地方,她的矗立本身就是神话。”

  我还没有等到国贸大厦竣工就逃离了深圳。在1982年深圳那个火热的夏天,我看到的国贸大厦还是一个巨大的土坑,沿途见到的都是低矮的瓦房、丛生的灌木、茂密的荒草和板结的土地、被撕裂的黄土山坡,脚下是一条条泥浆路,一边走一边要把深陷在泥泞里的鞋子使劲地拔出来,还要使劲地甩动,好让烂泥掉下来。多少年过去了,那泥浆路还在我的记忆中延伸着,一直延伸到一片荒凉的内心。我心里的荒凉是真实的,沮丧也是真实的。我也不止一次地想过,自己从大老远跑到这地方来,难道就是要在这样一个个烂泥坑里浪费自己的生命、消耗自己的青春吗?这条路我没有走下去,我感觉自己的气力已经渐渐用尽,就要一头栽倒在这泥浆中了。最终我选择了逃离,从此与深圳擦肩而过。

  当我与深圳背道而驰时,无数人正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深圳,那是我无论如何奔跑也追赶不上的节奏。尽管我与深圳背道而驰,但我只是埋怨自己没有当一头“开荒牛”的勇气、追赶不上深圳的节奏。然而,还有许多与深圳背道而驰的人,却把矛头对准了深圳,对经济特区掀起了一轮围剿、批判的风潮。纵观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之路,在每一个历史转型时期,几乎都要遭受一次强大的冲击波。那一轮风潮,也是深圳遭受的第一次冲击波。从蛇口建立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工业区开始,就掀起了一场不小的“租界风波”。风是从北京刮下来的,旋即就风靡全国。袁庚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一篇让他很恼火的文章,题为《租界的由来》。该文借讨论旧中国的租界问题来议论经济特区,影射经济特区把土地有偿出租给外商,经济特区都成了国外的租界了。这对深圳的冲击特别大,即便像袁庚这种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老革命,每每往前走一步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甚至“感觉是拿自己身家性命在玩”。

  追溯历史,必须直面历史。当深圳经济特区还处于鸿蒙初开之际,既没有开发的资本,又没有技术设备,只能抓住改革开放的先机和毗邻香港、面朝大海的地缘优势,利用荒芜闲置的土地招商引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正值世界产业转移高峰期,那些发达经济体纷纷把产业链低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深圳最早就是承接这样的产业,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或代加工为主要模式,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依靠外商提供的原料、技术、设备,并根据对方提出的产品质量、规格、款式等要求完成加工、组装、整合等基础制造环节,最后把产品提供给外商,从中获取相应的回报。这些工厂都是从代加工(OEM)起步,主要是“三资企业”,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经营企业。—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创业史上的第一阶段,如今被一些学者简称为“深圳加工”阶段。而那时也正是深圳的拓荒期,那些“开荒牛”推平荒芜丛生的山坡,填平咸水草疯长的海边滩涂,蛇口土地上不断生长出一道接一道围墙,密密麻麻的工厂、宿舍和烟囱。工厂宿舍外的海风中与阳光下晾晒着打工族的工衣,哪怕洗过若干遍,依然散发出咸涩的味道。尽管深圳制造业那时还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然而这却是深圳的一次关键转型,从以农耕立命转向以工业立市,从长时间的内部封闭转型为外向型经济,奠定了深圳外向型、出口加工型经济的基础。这一次转型也让逃港潮转为打工潮。对于数亿中国农民来说,这是一次伟大的转型,让他们在一亩三分地之外找到了另一条活路,换了一种活法。

  诚然,随着国门打开也难免鱼龙混杂,水货趁机而入。有些人向经济特区泼脏水,斥责深圳是“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和“走私的主要通道”,有人攻击“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更有人别有用心地指向经济特区的制度:“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飘扬之外,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南海那蔚蓝的天空下,一时间甚嚣尘上,阴霾重重,那沉重的压力让还在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特区难以承受。深圳经济特区何去何从,有的人在观望,有的人在发问,这特区该不该办,怎么办?这在如今看来简直不是问题,然而在当时却是咄咄逼人也必须清楚回答的问题。

  1984年1月,又一个春天降临,此时南海风高浪急,原本也是自然常态,一个年轻的特区还涉世未深,但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来得正是时候。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这也是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此时,深圳国贸大厦正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春雨雾气中朝天空生长,老人若要登上这座高楼,还要等待另一个春天。而这次,他把视察的重点放在了蛇口。

  这年邓公已八十高龄,那一双眼睛依然很亮,还特别犀利。

  这年袁庚也已六十七岁,那步履依然有一种军人的矫健。

  这两位老人,一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位是蛇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正所谓“风云际会千年少”。在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潮头,一个顶层设计者,一个基层设计者,在这里有了一次高度默契、心心相印的历史交集。这也是高层与民意的一次面对面交流。

  自从蛇口率先打响第一声开山炮,袁庚率领第一批拓荒者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已把最初的一幅蓝图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现实。那一片毛荒草乱的海滩和山坡上,一座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已在南海前沿率先崛起。袁庚盯着的不只是脚下的一小片土地,而是辽阔的大海。他看准蛇口港是华南地区的咽喉要道,在蛇口工业区打造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蛇口港。1983年9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蛇口港成为国家正式对外开放口岸,也是中国第一个由企业投资自办、自负盈亏的港口。在这两平方多公里的土地上,袁庚还率先探索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可推广模式—“蛇口模式”,即不要国家拨款,自行引进外资,自担风险,产品以外销为主,高速发展工业。哪怕到了今天,当你重新审视袁庚对蛇口工业区的设计理念,也不能不佩服他超前的眼光。在那个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初创时期,他却对蛇口工业区开发提出了“三个为主”,即“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企业投资以外资为主,产品市场以出口为主”,从而确立了蛇口工业区生产型和外向型的大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提出了“五不引进”,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技术落后、污染环境和挤占出口配额的项目一个也不准引进。这让蛇口引进项目的门槛也比“三来一补”更高、更优质,把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挡在了门外,也让蛇口工业区在高速度中得到了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打造出了一小片最灿烂的土地。后来国家紧缩银根,很多“三来一补”企业举步维艰,而蛇口工业区的日子在经济特区中最为好过。当很多地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谋求发展时,蛇口工业区从一开始就把污染环境的企业挡在了门外。后来,很多企业在“先污染,后治理”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蛇口却率先打造出了人与自然、工业生态和自然生态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典范。优化生态环境其实也是优化营商环境,谁愿意到一个污水横流、臭气熏天的地方来搞开发啊。

  在改革开放的拓荒年代,袁庚虽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但他最愿意享受的其实是慢生活。袁庚不止一次跟人说过,世界上美丽的地方他见得多了,还是觉得蛇口最美。当蛇口还是一片荒滩时,袁庚便在香港举行的招商酒会上描述:“那里有绵绵细沙的海滩,海滩上有风吹瑟瑟的树林,那是中国的夏威夷。”这位老人不但有一身军人气质,那风骨里还有一种诗人气质,但很多人听了他这如诗如画的描述,都觉得他简直是疯了,只要到过蛇口的人都会被吓回来。那时蛇口流传着一句俗话,也是大实话:“蛇口的苍蝇南头的蚊,又大又狠吓死人。”但袁庚绝不是遭人冷嘲热讽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一个实干家。历经几年打造,蛇口就变成了南海边最美丽的地方。而今,谁都觉得蛇口就是“中国的夏威夷”。

  1979年蛇口港开工后,袁庚这个六十多岁的总指挥很着急,走到哪里都是风风火火的,恨不得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但很多年轻力壮的员工还是习惯于磨洋工。港口建设的第一项重任就是清理淤泥。按袁庚的测算,平均每人每天(八小时)能运送四十车泥土,但运泥工一个个就像老牛拉慢车,每人每天只能运送二三十车。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现象。香港招商局为直属交通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铁饭碗,拿着死工资,你爱干不干、干得好与干得差都是一个样。袁庚当年10月在全国率先推出并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按每天四十车定额,完成定额者每车奖两分钱,超额每车奖四分钱,“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别看这几分钱的奖金,那时候四分钱差不多就是一个鸡蛋的价钱了。这一制度拉开了新时期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效果立竿见影,哗—运泥工的干劲一下就被奖金鼓起来了。每人一天少则能运送八九十车,干劲大的甚至高达一百三十多车,一天就能领到四块多钱的奖金。这就是生产力的解放啊!但奖励制度很快就被上级叫停了,施工效率也在一夜之间回落。袁庚拍案而起,他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叫板。后来,经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这小小的蛇口工业区才恢复了定额超产奖。这之后,从深圳到全国都逐渐推行起这种“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工资奖金制。这是袁庚在蛇口开创的又一个第一。

  后来几年里,袁庚这位拓荒者还开创了一个个破天荒的全国第一,有人总结他先后开创的二十四项全国第一:创办国内第一家为全球市场服务的跨国经营集团—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集集团);在全国首开工程招标先河;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中国南山开发区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袁庚针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僵化的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又进行了一次突围,在全国率先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人才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与此同时,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实行聘任制”,第一个对领导干部实行公开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制度;率先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基本工资加岗位职务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工资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分配制度……这一系列动作,以敢闯敢试的大无畏精神,冲破了中国几十年的人事禁区,打破了干部终身制。

  这每一个第一,无一不是当时体制上的突破之举。袁庚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型干部,但从来没有宏旨高论,一出口就是心里话、大实话,这也让他率先发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时代先声。那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国人还没有从闻利色变、谈钱脸红、“越穷越革命”的年代走出来,而利润和效率长期被国人视为资本主义的专用词。难道社会主义建设就不需要利润和效率?袁庚这句话如“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为利润正名,为效率呐喊,更是在价值观上的率先突破。对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最根本的突破就是价值观的突破。也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能承载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有人说,这句话是袁庚在蛇口为他敢闯敢试的精神写下的第一条最生动、最形象的脚注;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这句口号作为深圳精神的逻辑起点,如今还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之一,并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人思维的最重要的理念之一。

  然而,这一声石破天惊的呐喊在当时成了争论的焦点,只有在特定语境下你才能理解这句话在当时要承担多大的政治风险,袁庚甚至被冠上了“要钱要命的资本家”的恶名。对此,袁庚是有心理准备的,他坦言:“写这标语时,我就准备戴帽子了。”他甚至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大不了再回秦城去!”

  袁庚经历过战火淬炼,也经历过炼狱的煎熬,这样一位从身心到灵魂都经历过反复淬炼的老人,对一己之命运早已有一种曾经沧海、世事洞明的洒脱,但他对蛇口的命运却充满了功败垂成的忧患。1984年早春,袁庚在蛇口客运码头迎接邓小平,又陪同邓公登上蛇口微波山俯瞰蛇口全景。而在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竖立着一块比路标更醒目的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看上去触目惊心。这是袁庚特别想让邓小平看见的,又是他特别担心让邓小平看见的。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他的心情也非常矛盾,非常复杂,但是他认准了,豁出去了。他试探着问邓公:“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道这提法对不对?”

  邓小平很干脆,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也是对一种价值观的高度肯定,而深圳经济特区和蛇口工业区也得到了他老人家的高度赞赏:“这次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是相当快的,蛇口更快。”他给袁庚等敢闯敢试的特区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开放政策的窗口,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特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收入可以高一点。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平均主义不行。”不能不说,蛇口的这些突破都是在高层默许下的突破,而袁庚作为一个冲在第一线的改革家和实干家,在这两平方多公里的土地上,无疑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拓展了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

  邓小平还特意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如果说逃港潮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催生针,邓小平则在1984年这个有些迷惘的春天给深圳打了一针强心剂,让经济特区的血量增加,血液循环更加舒畅。

  这一年,深圳市率先闯过一道计划经济体制的严关,在全国第一个取消各类票证制度,放开一切生活必需品价格,打响了市场经济第一枪。

  这一年,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上,上百辆彩车驶过长安街,其中唯一的一部企业彩车就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彩车,车上挂着一幅醒目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深圳蛇口率先叫响全国的一种新价值观,“蛇口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其成功经验很快在深圳乃至全国推广。蛇口也因其敢闯敢试,先声夺人,每每在经济特区中率先走出第一步,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和“窗口中的窗口”。

  这一年国庆节刚过,袁庚以六十七岁、早该退休的年龄,被任命为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他还将继续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开创一个个属于蛇口、属于深圳,也属于中国的第一。

  1987年4月,在袁庚的力推下,招商银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在蛇口工业区举行开业典礼。这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是国家从体制外推动银行业改革的第一家试点银行。

  1988年5月,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在蛇口开业,从此打破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将竞争机制引入保险业,成为保险机制改革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追溯深圳经济特区之路,蛇口一直处于最前沿,而深南大道则是一条穿越时空的走廊,两侧矗立着一幢幢地标性建筑,其中一座坐落在深南大道中段北侧的超高层大厦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运营中心。这是一座巨型悬挑超高层建筑,也是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在中国设计的第二大建筑(第一大建筑是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其底座被抬升为一个巨大的“漂浮平台”,顶部建立一个屋顶花园,腰部由一条鲜亮的红色光带缠绕,整体造型犹如一个漂亮的烛台。而在深圳人眼里,它最具标志性的意义,还在于证券或股票。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入运作的证券交易所。深圳在实践中全力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和国有企业员工持股的产权改革,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使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使大多数人占有大多数生产资料,从而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深南大道北侧还高耸着一座地标性建筑—地王大厦。从这座大厦的诞生,又可追溯深圳在中国城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是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配第的名言。在深圳拓荒时期,中央不给钱,地方没有钱,只能以盘活土地资源来换取迫切需要的建设资金。按照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文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不能不说,深圳经济特区也敢闯敢试了。1987年12月1日,又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深圳市第一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号称“中国土地第一拍”。这在当时也是惊天动地的一拍,那绝不只是用土地换来了一笔宝贵的资金,它甚至促成了宪法的修改。第二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一修改也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深圳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的做法,为全面实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让渡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依据和保障。而深圳地王大厦就是深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代表作。地王之名,来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该地段处于罗湖区深南东路、宝安南路与解放中路交会的黄金三角地带,被地产界誉为投资的地中之王。1992年,香港一家公司以1.4亿多美元的高价一举中标,创下了当时深圳的地价之王。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第一高楼国贸大厦,在独领风骚十年后被地王大厦超越。这座大厦在建造时采用十多项在国内领先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施工速度达到两天半一层楼,刷新了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创造了新的“深圳速度”。这座标志性建筑1996年春天竣工,其高度超过了国贸大厦的两倍,为当时中国最高的钢结构大厦、世界第五的超高层建筑。

  当深圳创造一个又一个历史纪录时,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故,针对改革开放再次出现了比80年代初更激烈的争议,这是深圳遭受的第二次冲击波,比第一次冲击波还要来势凶猛。有人质问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更有人公然指责企业承包是“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是“甘愿作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股份制改革是“私有化”,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尤其对一直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蛇口,有人认为其社会性质已经变质了,“脱离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化了”。在这种沸反盈天的舆论干扰下,深圳一度出现了外商投资减少甚至抽逃资金的现象,从深圳经济特区到全国经济发展速度也明显下降,外贸出口额下降,经济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和质疑声中,袁庚为堵饶舌者之利口,壮实干家之声色,在蛇口工业区竖起了一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标语牌。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风暴眼中心的深圳,风暴眼中心的蛇口,仅凭一块标语牌又怎能抵挡住强大的冲击力?

  1992年春天(1月19日),春潮带雨,雾气漫天,邓小平以年近九旬的高龄,再次视察深圳等地,他一走到南海边天就放晴了。“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邓公打量着这座春光明媚、朝气蓬勃的特区城市,眼里闪烁着欣慰和兴奋的光芒。这才十来年啊,一座城市就发生了这样巨大的变化。“天翻地覆谁得知,如今正南看北斗”,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真是海水不可斗量、前途不可限量啊!邓公对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又一次给予了高度肯定,对争议和质疑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应:“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参观了国贸大厦。这座深圳第一高楼,也是深圳一扇面向世界的窗口,自竣工以来,位于五十三层的旋转餐厅先后接待过国内外六百多位首脑政要,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李光耀访问深圳时曾说过:“你们社会主义怎么走,没有实验室不行。深圳就是实验室。”

  邓小平在旋转餐厅凭窗而立,在360度的旋转中俯瞰着深圳全景式的繁荣景象,然后发表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南方谈话”:“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言简意赅又意味深长的一番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

  从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东方风来满眼春,发展才是硬道理!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一如歌曲《春天的故事》中的描述:“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

  这一年,袁庚已七十五岁,以副部级待遇离休。一位老人,从花甲迈入古稀的这十三四年里活出了自己最想活的人生。在他交棒时,一个从零起步的蛇口工业区已发展成资产规模高达一百多亿元的大型投资控股型企业集团。而香港招商局的总资产已由他接手时的四千多万港元增至两百亿港元。到2000年,香港招商局资产管理总额达一千两百多亿港元,他亲手缔造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均已跻身世界500强企业。他最欣慰的是,在1987年到1992年任职期间,他力排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平安保险、招商银行和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他最遗憾的,第一个是自己“胆子太小”,没有把整个南头半岛接过来搞开发;第二个是1981年,以香港富豪李嘉诚和霍英东为首的十一位港商想要入股共同开发蛇口工业区,“袁先生,你那个地方能不能给点我们,把中央政府给你们的权力也给点我们,我们一起来搞!”却被他拒绝了。这两大遗憾,让蛇口错过了更大的发展机会。

  无论欣慰或遗憾,谁都不会忘怀这位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老人。从救亡图存到奋发图强,从为了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到为了让中国人民富起来,他七十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一直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同行。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他不断冲破思想禁锢,大胆创新实践,提出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开展了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新变革。这位创造历史又走进了历史的老人,不仅是“蛇口模式”和蛇口精神的缔造者,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践行者。在他生前身后先后被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授予金紫荆勋章、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中国改革之星”的称号,获颁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制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中国“改革先锋”称号、“最美奋斗者”称号。更有人赞誉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第一人,而他一直谦卑地自称是“改革开放马前卒”。这是一个“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老人,一路裹挟在卖国、拜金、挑战国家体制的骂名之下,他以笑骂由之的坦荡胸怀,度过了传奇而富有争议的一生。无论是以前浴血奋战的革命生涯,还是现在的改革开放,他的初心始终不渝,用他的话说:“以前和现在都是为了老百姓能活得更好!”

  袁庚晚年一直在蛇口定居,一直见证着蛇口的成长。2016年春天(1月31日凌晨),袁庚老人在蛇口病逝,享年九十九岁。他已与世长辞,但从未离开他开拓的这片热土。只要走进蛇口,你就会仿佛看见他还活生生地伫立在这里。是的,这是伫立在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上的一尊约三米高的铜像。一位老人九十九年的人生,最终被定格在这里。这尊铜像又恢复了他从前的模样,宽阔的额头,一副国字大脸,一双英气逼人的剑眉,那抿着的嘴角带着一种坚毅而又自信的微笑。他的姿态更加生动,一件西装仿佛刚刚脱下,随手搭在手臂上,他撸起衬衫袖子露出手臂,仿佛正在海风的吹拂下准备奔赴大海。这样一种神采飞扬的姿态让我看见了海风的形状。我突然觉得,这其实就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精神姿态。

  见过他的和没见过他的人,都说这尊铜像很像他,像神了。

  袁庚本人其实也是一位雕塑家,如著名作家黄宗英所说:“袁庚是雕刻家,是米开朗琪罗,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实在在地雕刻了一个崭新的蛇口工业区。”

  袁庚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在深圳创业的企业家。

  万科创始人王石说:“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地尊敬甚至是崇拜袁董?其实,袁董集中了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官员的一切优秀品质—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激情,有远见有谋略,正派,清廉,自信,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不跋扈,还特有幽默感。”

  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说,只要蛇口精神在,“深圳就会生生不息,企业精神就会绵延持久……让深圳涌现出更多的‘袁庚’,是对袁老最好的怀念”。

  从1979年的春天到1992年的春天,既是袁庚一生最艰难也最辉煌的十几年,也是深圳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一方面率先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攻克了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了利益固化的重重藩篱,破解了发展中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从早期外科手术式单点突破,到产权改革、所有制改革、人事体制和分配体制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等系列组合拳,初步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建立起以十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体系基本框架,基本上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历史使命,为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十多年的创业经验、财富和资源的不断积累,为未来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深圳的很多企业基本上完成了原始积累,逐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步从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制造向自主创业、深圳制造转型。这是深圳的第二次转型。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从率先发展、加快发展、协调发展,到推动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接下来,深圳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续写更多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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