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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火录》琐记

来源:中国科学报 作者:赵致真 发布时间:2021-01-26 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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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火录》,赵致真著,北京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定价:268元
 
《播火录》在2020年8月获得第10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银签奖,9月获得第15届文津图书奖,12月评为“典赞·2020科普中国”年度优秀科普图书。公众和社会的高情厚渥,垂恩抬爱,让我心中充满温暖和感愧。应《中国科学报》之约,谈一谈《播火录》创作中的甘苦得失。
 
《播火录》只是一本读书笔记
 
在《播火录》整个创作过程中,我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并不是在写文章,而是在读书。《播火录》不过是几年来的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
 
科学史著作往往根据学科、时代或地区划分选题。而《播火录》是按照社会价值和人文尺度来取材归类的。最初曾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列出50个篇目。经过反复斟酌,最终保留30篇。现在出版的《播火录》仅收进已经完成的14篇。
 
即使篇目框架确定后,究竟该写哪些人和事,仍然很费权衡。譬如《科学远征》这一章,写了莫佩尔蒂、拉康达明分别奔赴北极和赤道测量地球形状的壮举,写了全世界天文学家观测1761年和1769年金星凌日的总动员。却没有写哈雷的2次南大西洋远航,洪堡的南美洲考察,达尔文的环球旅行,拉佩鲁兹的星盘号、罗盘号遇难,福林达斯的澳大利亚勘探,弗雷西内和未婚妻露丝“违法违纪”的周游世界……但所有这些科学故事我都曾经四处搜寻和认真研读。写《另眼看诺奖》,涉猎的科学家指不胜屈,如果单看最终成书,又会有大量资料“白读了”。不由想起前人编纂《唐诗三百首》,大约少不了通读《全唐诗》吧。我多次参加过各类“优秀作品”或“先进科技工作者”的评审,无不是认真阅读全部候选者的资料后,再甄拔出少量胜出者。《播火录》也一样,各章节中呈现的人物故事,都是几经优选的经典精华,是我几年来读书成绩的冰山一角。
 
而一旦锁定了选题,查找资料更要多多益善,并留心捕捉那些寡见鲜闻的记载。譬如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为支持第谷建造天文台而耗去国民生产总值的10%,牛顿把锥子插进眼眶探寻色彩的本源,巴斯德把手枪放在狂犬疫苗实验室以备不测,诺贝尔曾计划创办高档的自杀中心,阿伦尼乌斯的平衡手段致使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美国德克萨斯超级对撞机大辩论中李政道的支持声明和丁肇中等给里根的感谢信……无论什么样的史观、史论,都离不开扎实可靠的史料、史实来支撑。
 
《播火录》中的人物、时间、地点、名称、数据有几千处之多。仅《科学远征》4集里的船只就有50余艘,各自的长宽、马力、吨位、航线、出发和生还人数,都不能含糊其辞。《播火录》还有1400张图。图片的出处、图注的准确,都要尽可能综核名实。特别遇到陌生的“硬知识”。读书就更要正襟危坐、聚精会神了。
 
还少不了要识别和剔除那些谬种流传的逸闻轶事。诸如斯坦福夫妇为哈佛捐赠遭到冷落的讹言,丘吉尔和弗莱明各得善报的“佳话”,苏联宇航员“悲壮两小时”的杜撰,拉曼和小孩在地中海船上关于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问答,606是第606次实验才得成功的臆想……凡此种种,一不留神选进《播火录》就会贻笑大方。而明辨真伪的唯一的办法还是多读书。
 
科普并非“述而不作”
 
国家图书馆“文津读书沙龙”曾对我做过一次访谈。其中有个问题说:“我们通常的理解,科普文章应该冷静、克制、平实,但这本书具有浓郁的文学性,其中也有您的哲学思考和价值判断,您是有意识地进行这样的创作吗?”这实际上涉及了科普作品的基本定位和一般规范。
 
诚然科学诉诸理性,文学诉诸感情,科学注重事实陈述,人文离不开价值判断。但科普并非都是纯客观的“述而不作”。我几乎是把《播火录》当成文学作品来写的。文以气为主,从整体上,我很想在《播火录》中营造一种宏富高尚的境界和情绪。行文中则格外重视语言的推敲和锤炼,追求阅读的快意和美感。一本正式出版物,不管作者是否意识到,都在无形中影响着读者学习语言。
 
我们读史常常拍案叫绝或废书而叹。写史也许不动声色,但心中却自有爱憎和褒贬。《播火录》的一个特色,便是作者的直接议论。全书从头至尾都能见到眉批式、点评式的三言两语。但这只是《播火录》思辨行迹的“胡椒面”。真正的评论,集中体现在《另眼看诺奖》和《DDT的存废之争》。
 
写《另眼看诺奖》是有很大风险的,人们很容易想到“酸葡萄”心态。再说仅凭自己的这点见识,敢对诺贝尔奖妄加指点,搞不好会惹人反感。我是再三犹豫后仍决定写下去的。忠于历史真实,有理有据有节,我相信自己能驾驭好这个选题。诺贝尔奖确实是个好抓手,能很方便牵出众多科学故事和科学知识,反映出科学界的概貌和生态。不仅为破除诺贝尔奖的迷信,对我们如何看待尘世名利和人间不公也有深刻启迪。
 
2010年上海世博会前,我曾经写过一本《造物记》。其中坚决谴责了DDT造成的环境灾难。这次写《播火录》,我读了大量文献书籍后,发现禁绝DDT没那么简单。许多主流研究表明,DDT是最好的杀虫剂,副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战时期曾经从伤寒大流行中挽救过无数生命。被誉为“天外救星”。世界卫生组织几乎靠DDT完成了全球消灭疟疾的宏伟计划。美国1972年禁止DDT,完全是出于政治考量而非科学依据,反映了西方富裕国家的诉求。直接造成全球每年100万贫困人口死于疟疾。我觉得这些论述是言之成理的,至少应该让中国读者听到另一种声音,引起对人类生存发展更全面深入的思考。便在《播火录》中做了系统和平衡的介绍。经过这次新冠疫情,我更感受到当年对DDT决策的草率和偏颇。试想如果今天突然发明了一种杀灭新冠病毒的特效药,但可能对知更鸟和美国秃鹫有影响,难道我们会断然拒绝生产和使用吗?
 
中国作家写世界科学史中的千姿百态,以平视的眼光和独立的思考进行严肃评价。应该是十分正常和值得提倡的态度。
 
科普视频的全新平台
 
每听到《播火录》获奖的消息,我的心情便会有几份喜慰,几份伤感。《播火录》是一本书,但首先是一部系列电视片。有文章介绍说我们“七年磨一剑”,其实磨的是“雌雄两剑”。如今图书广受好评,片子却默默无闻。冷暖之间,何其悬殊?是否因为科普出版界收成菲薄,少见多怪,科普影视界岁稔年丰,见多眼高?我看恐怕未必。
 
我当年是因为呼吁《荧屏,莫让科学叹息》才偶然进入科普圈的。《科技之光》团队的多位名校理工科才俊,都是冲着中国科学界要开办科技频道而应聘来到电视行业的。“巴西蝴蝶扇动翅膀,能引起德克萨斯的风暴”。反之“巴西蝴蝶没有扇动翅膀,也许就没有德克萨斯的风暴”。科技频道流产了,《科技之光》也盛况不再,但至今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25年来不弃不离,仍然顽强坚守科普阵地。电视系列片《播火录》就是这些“老兵残部”的呕心之作。
 
科普电视失去播出平台,就像造船没有港口。如何从互联网寻找出路,便是我们这些年的不倦追求。通过二维码把电视片“印”到书上,扫之即来,存之云中,《播火录》的实践再次证明,融媒体图书也能成为科普视频“修成正果”的新形态。去年的吴大猷科普著作奖和文津图书奖选入《播火录》,大约也都是首次接纳融媒体图书。
 
宋代诗人王建槐在《水龙吟》中写道:“无穷事业,有穷光景。但相期、不负初心。此外分、皆前定。”竟然暗合了我们今天的状态和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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