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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夫文亮

来源:建湖日报 作者:赵安华 发布时间:2022-04-26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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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沈耕夫,原名沈文亮,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近湖街道中堡人。他从事新闻写作40余年,累计撰写消息、评论、生活随笔和散文2000多篇,字数200万字,不少作品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新华日报》《盐阜大众报》录用,近百篇作品在各类征文中获奖。他写的《农民想着他》获得《人民日报》“今日谈”栏目征文一等奖,《可怜天下种田人》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好稿一等奖。同时,也多次获得各级部门的表彰。曾连续23年被建湖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11次获得特等奖。1989年,他被表彰为全国首届农民优秀通讯员。他被人们称为“农民记者”,成为广大农民的“代言人”。

  沈耕夫与作者亦师亦友。作者在青年时期与沈耕夫交流探讨、共同写作。沈耕夫对新闻事业的执着和热爱深深触动作者,对其后来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是一篇迟到了十七年的文章。

  耕夫先生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开玩笑,他百年之后,让我一定写一篇关于他的东西。对于他的这一玩笑也好,请求也罢,其实在他身体还算硬朗的时候我也写过他,发表在一些报刊上,曾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当然知道耕夫先生跟我开这些玩笑的本意,就是非常看重我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他走了这么多年后,我为什么迟迟没有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接受过那个风趣幽默、乐观向上、充满激情的耕夫先生已离开我们的现实。

今天动笔写下此文,主要是实现耕夫先生当年的夙愿。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清明节期间耕夫的女儿沈耘跟我联系,谈起了她爸爸的历历往事;再有,我偶翻朋友圈发现陆应铸写了一篇《怀念耕夫老师》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说实话,我真不愿见到这怀念的字样,尤其是把它与耕夫先生放在一起。看到专门写怀念耕夫的那些文字,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下子就纠结起来,有许多关于他的往事难以释怀,那个活生生的耕夫先生,仿佛又在我的眼前谈笑风生。

  

  认识耕夫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我是军队院校新闻班的学员,被安排在北京几家中央主要媒体实习。一天,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遇上了一位资深的老编辑,他在跟我寒暄时,问我是哪里人,家乡现在怎么样?当我告诉他,我的家乡在江苏建湖时,他立刻眼睛放光,惊喜地问我:“你认识沈耕夫吗?”我诚实地告诉他,我很小就离开家乡,对家乡的那些人和事不是很熟悉。这时,他却兴奋并替我自豪地说,我对你们家乡很了解,收到和编辑了不少关于你们建湖的稿子,这些稿子都是一个叫沈耕夫的农民采写的,这个沈耕夫非常了不起,人很勤奋,他的稿子语言很朴素,有自己的风格,问题抓得又很准,他恍然大悟地说:“这不,今天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还摘发了他的一篇《赞布谷鸟又叫了》言论稿呢。”

  那天,离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我找到这篇《赞布谷鸟又叫了》的小评论稿,进行了认真学习研究。这篇稿子语言朴实生动,没有一句华丽的词藻,但立意却很高,通篇就是以讲故事的形式告诉读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民们劲头足了,收成好了,多年不见的布谷鸟又来了。从布谷鸟的叫声中,看农民因党的好政策得到实惠的喜悦心情,在描写故事时夹叙夹议,写得非常鲜活。

  这篇稿子首发在农民日报上,也就200字左右,农民日报的编辑很识货,作了特殊处理,在一版加了框发表出来。后来,被各大媒体相继进行了转发,还获得了当年“全国好新闻”三等奖。要知道获“全国好新闻奖”是每一位专职记者梦寐以求的事,难度可想而知,一个农民能够获得如此殊荣,可见他是多么的不简单。

  对于我这个学新闻的人来说,这篇稿子给我的启发非常大,触动也很大,在大学里学了几年遣词造句,“五个W”,消息、通讯、故事、评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写作要素和技巧,写出的稿子常常被编辑否定,要么说是问题没抓好,要么说是写得有问题,要么说是新闻性不够,要么说是写得太平、不活,没味道、不生动……

  看到一个农民用自己常用的话语,写自己身边的故事,平常的叙述,既不会去“巧妙构思”,又不用多少写文章的“技术”,平平实实,都是有感而发。从此,我就留意了这个叫沈耕夫的农民作者,并把他散见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剪下来,专门为他弄了个“剪报本”,反复研究他的写作风格和特色。耕夫先生很会说故事,什么事从他嘴里说出来,笔下写出来,一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是打心眼里对他佩服和敬重。久而久之,受他影响,我的写作取向也从天上回到了地上,以居庙堂走向田间,把眼睛盯在平凡人普通事上,很快就大有收获。当然,这些都得感谢这个未曾见过面,他还不知道我的耕夫老师。

  

  那年暑假探亲回乡,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急切想见到这位耕夫老师。当时,我在建湖老家两眼一抹黑,几乎没有任何人脉,只是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编辑那里知道这位沈耕夫老师是中堡村人。我问父亲中堡村在哪里,准备冒昧直接去找,父亲听说我要去中堡找人,告诉我,我们家有亲戚在中堡,可以通过他们帮忙找,父亲问我要找的人是谁,我说一个叫沈耕夫的,父亲说我们家的亲戚就姓沈,他是叫沈文亮,这人好像在中堡还比较有威望。

  父亲带着我到中堡走访亲戚去寻找沈耕夫。中堡村离我家也不远,也就三四公里路,这个自然村依河而建,河的两边密密麻麻地住着一户户人家,这个村庄的主体在河的最北头,大约有几十户人家,我的亲戚沈文亮就住在这村庄的河西。能看得出来他们家在这里很有威望,四邻八舍的见到他们家的人表情都带着几分尊重和敬意。走进他们家,只见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穿着老式中山装,留着小平头,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端坐在堆满报刊的堂屋里东侧八仙桌上,正埋头奋笔疾书。见父亲和我到来,他示意我们先坐,赶忙让他的爱人烧茶接待我们,他说他正在写个东西,马上就好。

  过了几分钟,他站起来掇一掇手中的稿纸放在一边,便高兴地对我父亲说:“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父亲边向他介绍着我,边说明来意,当他听说我们是来找沈耕夫的,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爹爹,我就是沈耕夫啊!”见我父亲一脸疑惑,他一五一十地跟我们讲沈耕夫这个笔名的来龙去脉。“这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自家人不识自家人了!”兜了一个大圈子,找了半天,这个沈耕夫就是沈文亮,还是咱家的亲戚。

  耕夫先生年轻时当过几年兵,留小平头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养成的,他们那会儿当兵退伍回来有特殊政策,给他安排了工作,本来已是“吃公家饭”的他,后来不知又怎么阴差阳错,把“铁饭碗”给弄丢了。他文化本不高,初中毕业去当兵的。当兵那会儿,因他肚子里有点“墨水”,在连队当过文书,他告诉我,在那个岗位上他得到了锻炼,见了世面,长了见识,还练就了一身舞文弄墨的本事。后来回到乡下,因得了一场肺病,干不了农村的重活,他又捡起了这个“活儿”,经常写写身边的好人好事,发到县广播站和本地的报社,没想到他的稿件采用率还较高,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再以后写稿成了他离不开的生活方式。开始家人见他写稿完全着了迷,家里的“油瓶倒了也不扶”,经常和他置气,后来爱人见和他生气也没用,干脆就随他去了,也不指望他为家里做什么,习惯了就不烦了。

  可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的耳濡目染下,全家老小都慢慢跟着他搞起了新闻报道,不光他自己处处做有心人,家属、子女也逐渐变得耳聪目明,经常给他提供新闻线索。在他们心中、眼里,普通百姓生活常态中发生的变化、变故,都是他们全家搜集的素材。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生活锁事也有新闻价值。老沈每天晚饭后都要和全家人开个小会,碰一碰情况,把家里人在外见到的、听到的一些秩闻趣事进行汇总,从中来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久而久之,老沈家也就成了“新闻中心”。他家的人总是络绎不绝,那些乡里乡亲把在外边遇到的、听到的新鲜事,都喜欢先到老沈家报报料,这还不算,十里八村的老百姓,如遇不公,受了委屈,家里有什么难事,也会主动上门来求老沈拿主意、出点子和想办法,俨然老沈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就是乡下的“包青天”,是他们心中最靠谱、最信得过的人。每每碰上这样的事,老沈总是不厌其烦,听得非常认真,记得最全,他把群众反映的最集中的意见,通过自己的方式,反映给村里、乡里、县里有关部门,对一些普通现象,还通过读者来信、小评论等方式写成稿子,向新闻媒体反映。他的新闻作品之所以受到各级新闻单位的青睐,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一篇都带着泥土的芬芳,真实反映农民们的心声和基本的生活状态,也是各级领导关注的一些事,虽然一些看似小事,实际上都是以小见大,相当有分量、有价值、接地气的。

  

  真正了解耕夫先生其人,是我对他有了一些认识后,觉得他本身就很具有新闻价值,心里就有了对他进行采访的念头,写写他的事迹。那年,部队又把我派到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实习,春节放假回乡,我又联系他,向他说明来意。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人民日报上由我采写了几篇关于家乡建湖的稿子,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他对我有了特别的兴趣。尤其是他对我获得首届大学寒假见闻征文一等奖的那篇《望盛河畔喜与忧》,他竟能一个字不落的记在心里;还有关于宣传镇南村发展集体经济那篇《水乡明珠》,用他的话说,是我把森达第一次推上了人民日报;再有获得人民日报“在党支部书记岗位上”征文二等奖的《升腾的烟火》那篇通讯,因为他的女儿沈耘在县花炮厂工作,他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认为我以日记的形式写,这个角度选得很巧妙,很有特点。这次见面,本来是我采访他的,最后成了他对我作品的评价、讨论的聚会。我知道,他是用一种方式婉拒我对他的采访,他无意中也流露出了这一点,他告诉我,我是采访他本人的第一人,平时写别人,真的轮到有人写他,他觉得有些为难,也不想被别人写。

  第一次采访耕夫先生,吃了闭门羹,这个寒假我连续去了几趟中堡村,正面不行,我就通过和他聊闲天的办法,想从侧面迂回对他进行采访。每当我“诱敌深入”时,他总是有高度的警觉,把话题故意扯开,谈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讲他自己的事。现在想起来,他是我新闻职业中最难对付的采访对象。记得在我这个假期第三次去中堡村的那天晚上,已是8点多钟了,我风尘仆仆地跨进他家门时,仍伏案趴在那张八仙桌上写稿的耕夫先生见到我,抬头便问:“你怎么又来了?”我开玩笑地说:“你不欢迎我马上就走!”他放下手中的笔缓缓地说了一句:“我真佩服你这个大学生的韧劲,有这个劲,将来一定有出息。”

  那天的话题,我们从他家堂屋东墙上贴的那张巴尔扎克雕塑像画拉起的。我问他为什么家里贴着这张画,“是喜欢巴尔扎克?”他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因为我不但喜欢巴尔扎克的文学作品,更喜欢他这个人身上特有的精神。”他指了指他身后一堆发黄的书籍说:“这些都是巴尔扎克的作品集,只要我出差去大城市,定会到书店买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激情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我这个‘半瓶醋’的业余新闻工作者,不像你们科班出身,没经过系统培训,只能靠自学了。”“我认为搞新闻的人,首先要喜欢这个职业,喜欢才有激情,有激情才能不断去发现探索;再有就是要有批判精神,有批判精神才能发现问题,抓住问题;当然,还得了解和熟悉党中央的精神,路子要对头,要知道上头关心关注什么,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

  打开话匣子的耕夫先生,谈起他的新闻经头头是道。实践出真知,看得出来,这是他这些年执迷于新闻事业的真实体会。接着他跟我讲述了巴尔扎克这尊雕像的创作过程和对他搞新闻的启示。讲起这个故事时,他的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他指着墙上的巴尔扎克雕像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这尊雕像巴尔扎克没有双手?其实不是巴尔扎克他本人没有手,罗丹创作雕像的初稿是有双手的,只是后来被他故意砸掉了。接着耕夫先生给我讲起了事情的经过,十七世纪末,法国文学家协会委托罗丹雕塑一尊巴尔扎克像时,罗丹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我要做一番非同寻常的事业。”其实,在罗丹10岁时,巴尔扎克就已去世,但巴尔扎克的伟大成就让罗丹十分崇拜,为了创作这尊雕像,在形象的塑造上,他做了大量的阅读、考察和研究,前后作了四十多件形象习作,他认为形似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这尊雕刻要能够反映出巴尔扎克热情工作、艰难生活、不息战斗、伟大的胆略和精神,最后罗丹对自己习作中的巴尔扎克夜间漫步的形象比较中意。这个形象反映了文豪习惯于夜间穿着睡衣,在星空下深思,那宽大的睡衣包裹着屹立的巨人。据说初稿出来后,罗丹在征求他学生、助手意见时,他的这位学生、助手赞美地说:“他这双手雕得太好了!”罗丹听后拿起锤子就砸掉了这双手,因为在罗丹认为,如果这双手过分突出,就会忽略主要部分。

  讲完这个故事,耕夫先生狡猾地反问我:“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幅雕塑了吧?!”我们写稿子何尝不是这样,现在有些稿子写得虎头蛇尾,某一部分写的看似精彩,过分渲染,但和文章整体不搭,不能浑然一体,这样的稿子会让编辑很为难,不用又舍不得扔,用了也别扭。我就是用这个雕塑的故事,在不断提醒自己,稿子必须坚持“短、实、土、新”的写作风格。那天晚上,我们聊得很晚,我被眼前的这位耕夫先生深深吸引,竟然毫无困意,忘了时间,当我看看手腕上的表时,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在我起身准备告辞时,耕夫先生习惯性地用他的方式对我进行了挽留:“大学生如果不嫌弃,要不就在我报刊上打个地铺,凑合睡一晚上。”看得出,他这里平时外地慕名而来的文友肯定不会少,这已成了他的“待客之道”了。恭敬不如从命,这一夜他和我同躺在他用报刊搭的地铺上,一点睡意也没有,我们一直聊到了天明。

  

  自从那次彻夜长谈,我和耕夫先生除了亲戚关系,又多了一层关系,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友。后来一些年,只要我回家乡,每次时间虽然不长,但基本都和耕夫先生泡在一起。开始他还在近湖砖瓦厂弄了个兼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干了,我们有足够时间交谈、采访、写稿。每天早上八点钟左右,他定会推着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黑包和一只用草绳子捆着的、大罐头瓶做喝水杯,出现在建湖街南头大桥边的邮局报刊分发点上。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对当日来的一张一张、一本一本报刊进行快速浏览,因为只有在这里他才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刊。他和这里分发报刊的同志混得都非常熟,不但不烦他“添乱”,还主动帮助他,只要发现有耕夫的文章发表,会第一时间主动向他“报喜”。我随他在报刊分发点的几次,他每次都有惊喜,每次都能看到他发表出来的文章,只要有稿子发出来,他就会非常兴奋,开心地笑,我也总是陪他一起高兴。当身边的人赞美他的时候,看他总是谦虚地摆摆手说:“小稿子,小稿子!”

  耕夫先生热爱新闻事业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在他的业余生活中除了写稿还是写稿,他的朋友圈也是一些喜欢写作的人,建湖这个地方喜欢舞文弄墨的人还是蛮多的。我在人民日报实习期间,负责编辑“在党支部书记岗位上”征文,从全国来稿看,三分之一来自于江苏盐城,而建湖县的就占了一半。难怪有人这样说:“天下无盐不成文”,而在我心目中“在盐城建湖文墨最胜”。当然,外地人夸赞盐城文章好,主要还因盐城出秀才,毛主席赞赏过的“二乔”都是盐城人,这两个乔木,主席还亲自给他们定位,称胡乔木为“北乔”、乔冠华为“南乔”。建湖历来就有一个创作的小群体,直至现在仍很活跃。当年,耕夫先生应该算是代表性人物,他在这个小群体中威望很高,大家都很敬重他。这个小群体中的人,有上过大学的,但大部分人都没有上过大学,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写稿,靠自学成长,他们各有各的特长,个个都身怀绝技,每年每人在全国各种报刊上都能发上百篇稿件。他们都是我十分钦佩的人,只要我回到家乡,耕夫先生就会挨个带我和他们相认、相识。当年比较活跃的有“闵氏三笔”,他们是亲兄弟三人,分别叫闵长富、闵长高和闵长鹏,还有彭大贵老人家,姜茂友、王学言、卞福昌、毛长军、陈文祥,还有县机关工作的周公祝、徐清国、朱旭冬等等一波人儿。我和这些人因为耕夫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我们经常在一起,还合作写了不少有质量、有影响的好稿子,当然我和耕夫先生合作得更多些,我们共同写过几篇“大东西”,和他一起出去采访的过程至今我都历历在目,最难忘的一次要算我和耕夫先生到射阳那次采访。

  那年春天,耕夫先生给我来信,说射阳有个剪纸艺术家叫钱亲华,他是一位幼年就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但他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自强不息,自学成才,到了20多岁,他剪纸方面的造诣已经相当了得,他的奋斗事迹感动多少人。正是由于他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当地一位漂亮能干的年轻村干部,被钱亲华深深感动,主动找钱,愿意和他结下百年之好,照顾他一辈子。而钱亲华本人却因自己的身体残疾,怕耽误这位年轻的姑娘一生幸福,不敢接受这份爱情。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好素材,我心里一起惦记着,当时我还在部队,正好有个出差任务,我向领导请假顺道回老家几天,其实我请假就是为了耕夫先生相约的这件采访之事。

  当时,建湖到射阳的交通不是很便利。由于时间紧,我和耕夫先生商量决定从建湖骑车到射阳,近百公里的路程,耕夫先生当年已是50来岁的人了,加之他有哮喘疾病,一受累就会喘,我们骑了几十公里,已到射阳境内,我看他实在是再难坚持下去,心里很舍不得他,我说我们先住下休息半天,他却坚持要继续往前走。那时通讯也不发达,只有座机电话,没有手机,非常不方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联系个熟人都很难联系得上。最后在我的坚持下,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和当地一位会骑车的壮劳力商量,给他点钱,由他来骑车、驮着耕夫先生。最后终于到了射阳县城合德镇,此时已是晚上八九点了。我本想找一个好点的旅馆住下,耕夫先生就是不同意,说不要花冤枉钱,我们最后就在一个十分简陋的旅舍住下了,这一夜我也不知怎么熬过的,湿漉漉的被子,散发着怪味,连个洗漱的地方都没有,他怕我不习惯,不停地开导我“凑合着将就一宿”。天还没亮,耕夫先生就拉着我到路边的粥摊上喝稀饭,这样的卫生条件我实在是张不开嘴巴,而看他喝得津津有味的样子,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顿时觉得非常惭愧,于是一口气喝了两碗稀饭。也许是连日耕夫先生的一些举动触动了我的灵魂,让我顿然开悟,为什么他能写出那么多的好文章,源自于他始终保持着农民和普通百姓的本色,源自于有一种永不丢失的人民情怀。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有了和耕夫先生这次同往射阳采访的经历,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不管我在哪里,即便后来到了北京工作生活,我都坚持每周起码一次到一些小面馆或者那些普通百姓和民工吃得起的小饭店吃一顿饭,来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听听老百姓们的聊天内容,这是一种情怀,它时常让我反思,让我不忘初心使命,保持农民的本色。当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正是有了这个习惯,对我的工作帮忙很大,始终准确知道民生民情,我还在工作之余,把在这里听到的、体会到的东西写成文字,有2000多篇发表在各类报刊上。

  射阳之行采访是成功的。后来,我和耕夫先生合作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太阳同样属于你》,文章发表后,多家报刊转载。这也是后来耕夫先生经常给人提起的他也写过大部头的作品。

  

  从2000年后,由于工作缘故,我有十多年没有回过故乡,父母也随我生活在北京,对家乡的牵挂是我不尽的乡愁。耕夫先生是我一直念念不忘的人,开始我们还经常书信往来,后来慢慢通信发达了,他家里安装了电话,也会通通电话。每次通话,耕夫先生都会交待我一句“别把我忘了啊!”怎么会忘记呢?即使我想忘记他,他也不会让我忘记,只要打开报刊,就会时常出现我最熟悉的名字——沈耕夫,看到他的文章,只要有空我就会跟他通个电话,和他聊聊稿子,问候他老人家一声。

  虽然我采访他始终没成功,但在与他多次相交的过程中,我心中的沈耕夫先生总是清晰的、立体的。应该说,我是最懂他的人之一。我把对他的认识写成了一篇通讯叫《爬格子的耕夫》,发表后,当地的一位记者也写了一篇《纸上阡陌有耕夫》,盐阜大众报对他的事迹给予了整版报道。耕夫先生在之后跟我联络的时候,告诉我他更喜欢我写他的那篇,他说写得更像他。“农民记者”沈耕夫的事迹被报道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爱好者慕名登门找耕夫先生来取经,为了满足那些爱好者,耕夫先生专门举办了为期一周的“耕夫免费新闻写作培训班”,目的就是想培养更多的像他一样的“土记者”,多宣传党的精神,多反映农村新面貌。

  耕夫先生是2005年3月3日因哮喘病突然走的,他走的时候还很年轻,才64岁,走时他的家人也没有告诉我,没能到现场送他最后一程,也是我这辈子对他最大的歉疚和遗憾。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听说此事,对建湖的那几个文友好一阵埋怨。耕夫先生对生死总是那么坦然,记得他在世的时候,由于他身体一直不是太好,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是个“痨病鬼子”。他和我几次谈到生死,他似乎预感到自己活不长寿,总在暗示交待我,要为他写一篇祭文,有一次他还直白地跟我说:“我这一生没做什么,但有一点希望你能够写出来,告诉活着的人,就是人活着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心中只要有梦,一定会觉得快乐!”。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那就写“耕夫文亮”。他说耕夫是他笔名,文亮是他本名,把两个名字放一起也能体现他这一生的特点,只不过他的文不算太亮。那时,他还特意给我讲述了为什么用耕夫作为笔名,说他祖辈都是农民,都是耕田耙地的,自己本当农民,出去走了一圈,又回来当上了农民,他父母给他起“文亮”这个名,本想让他多点墨水,这一生不再当农民的,但最后抗争不过命运,他还是做了个地道的农民,他把父母给他起的名字改了,干脆就叫耕夫。这还不算,他给自己的三个孩子还起名叫沈耘、沈犁、沈耙。

  即是当一个地道的农民,耕夫先生也没有放弃父母对他的希望,他在做文的路上行走了大半生,做出了让人仰慕的成就。他一生中,发表的两三千篇文章,有不少是精品,也做到了像他本名一样“文亮”,而且已经很亮很亮,至今也无人能够超越他。作为一个“农民记者”,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应该被载入史册。

  斯人已去,风骨犹存。耕夫先生做人做事做文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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