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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社群抵抗技术的话语想象和在地实践

来源:中国传媒科技微信公众 作者:刘婷 发布时间:2023-03-13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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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婷(1988-),女,湖南益阳,传播学博士,长江师范学院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媒介研究。

摘 要


【目的】关注技术时代人们的生存境况,展现人技交涉的日常图景和具体细节,反思人与技术的关系。【方法】文章以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为研究对象,以组内发帖为研究资料,以话语分析为研究方法,在线考察网络社群抵抗技术的话语和想象,展陈他们抵抗技术的在地实践,解读其赋予抗争行动的意涵。【结果】研究发现个体不仅能察觉技术体系对自身及个人生活的渗透、侵蚀和异化,还能反身性地审视技术的影响和人技关系,主动探寻抵抗技术依赖的具体战术。【结论】技术抵抗的话语想象是糅合具身经验、传媒话语和学术理论的混合物,为实施抗争行动构建了合法语境和合理逻辑。反技术依赖的在地实践是一场涉及话语讨论、媒介铭刻和具身行动的自我救赎。

关键词:网络社群;人技交涉;技术抵抗;话语想象;在地实践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34(2023)01-015-10 

DOI:10.19483/j.cnki.11-4653/n.2023.01.002

本文著录格式:刘婷.网络社群抵抗技术的话语想象和在地实践[J].中国传媒科技,2023(01):15-24.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体物入微:媒介研究的身体维度”(项目编号2020QNCB55)、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遮蔽与凸显:传播学研究中的身体”(项目编号:20SKGH222)的研究成果。

导语

当技术缔结成硕大无朋的体系,成为人们栖居的基础设施、生存的基本框架,身陷技术绵密大网之中的微小个体能否察觉自身的境况、领悟技术的影响呢?当技术体系渗透生活世界,个体如何把各种技术融于日常生活之中?如何认知与想象无处不在的技术,又如何与无处不在的技术相处?与探讨技术进步的宏大叙事、批判技术意识形态的抽象话语不同,在关切技术时代人类生存境况这一主题下,本文试图通过探寻上述问题来深入考察个体与切身技术的日常相处,揭示他们对技术的认知和想象。

虽然技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席卷全球,并以不可抗拒之势裹挟无数的微小个体。但有丰富的证据表明,技术全面铺展并非一帆风顺,毫无阻力。即使以便利为诱因,吸引人们对其敞开怀抱,技术的正效应也无法完全遮蔽其缺陷和不足。对技术的抗争有如一股暗流,深潜于日常生活的无数角落,伺机壮大声势,发起攻击。无处不在却备受忽视的抵抗战术表明,个体努力在技术逻辑和自我意志之间、在技术统治和生活世界之间维持一种张力,以防被技术窒息和彻底异化。这些无名者的行动策略和抵抗艺术为考察技术社会中的人类生存境况和精神状况蹚出了一条进路,也为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新视点。

1.文献回顾:日常生活中的技术抵抗

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技术作为人体的延伸,引入了新尺度,创造了新环境。它们产生的社会和心理影响会被所谓的“自恋式麻木”综合症减缓。这使得个体不仅对技术的影响无意识,还对新环境浑然不觉。在麦氏看来,具有整合性意识的艺术家能够敏锐地察觉技术带来的变化,只有他们能够承担唤醒与救赎大众的希望和重任。与之类似,赫伯特·马尔库塞认为,技术体系不仅把大众异化成麻木不仁的人,还会将之规训成单向度的人,在潜移默化之中消解个体的批判能力和抵抗实践。普通个体耽溺于技术带来的虚假满足,被收编整合到技术体系和技术统治中。作为抗议逻辑的否定性思维被技术合理性逆转成肯定性思维,这意味着大众自愿放下了批判的武器,放弃了寻求替代性选择的机会和获得解放的终极目标。在马尔库塞的悲观论调中,技术体系及其统治似乎是铁板一块,并未给大众留下自我觉醒和抗争的余地,遑论个体的自我救赎和解脱。

然而,某些研究者深入日常生活的脉络,考察个体使用技术的在地实践,揭示了截然不同的图景:技术用户并非毫无抵抗、丧失能动性的被规训客体,而是积极主动的技术驯化者、文本盗猎者、施展游击战术的抵抗者。通过对电视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考察,罗杰·西尔弗斯通解蔽了这种媒介技术被安置到家庭空间并被整合到日常实践中的过程和路径。他把家庭对新技术产品的接纳视为一种驯服过程,具体展示了人们消费电视的行动,以及把电视纳入到日常生活轨道的种种努力。由此论证了,“新的技术形式不会被简单地吸收,而它面对日常生活时也不会保持原样。”珍妮斯·拉德威对女性读者阅读浪漫小说的实践研究表明,看似平淡无奇的阅读行为实则蕴含反抗的意味,被这些女性读者视为一种“独立宣言”。拉德威努力提出充分的论据,证明了在女性被禁锢于为他人提供照顾和情感滋养的传统角色和社会期待之中时,阅读浪漫小说成为个人反抗某种处境的一种形式。米歇尔·德·塞托把这种阅读行为描述成“通过使自身的创造性渗入文化正统性的缝隙而对前者施加诡计”。他赞赏这种“放肆”的“偷猎”行为所映射出的主体性和生产价值,誉之为“诗意操作”。显然,与心怀恐惧和憎恶的勒德分子大张旗鼓打砸、破坏机器的激进式抵抗行为不同,微观个体的抗争实践更加幽隐迂回、掩人耳目,并与其他社会实践相互交融,难以剥离,共同整合到了日复一日的惯常生活中。这些个体在自身生活空间沉默上演的抵抗戏剧并不引人注目,因此经常溢出了研究者的观察范畴。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电脑、手机、社交媒介、大数据、算法推荐等信息传播技术全方位地渗透至日常生活,人们切身体会到了它们带来的便利,也亲眼见证了它们对生活模式的重构。技术的物质性、可供性及其正负效应都在人技互动的日常接触中逐渐显现出来,并被人们体认、捕捉,转译成质朴的认知和想象,进而可能触发对使用实践的反思。认知层面的转变与对技术负效应的亲身体验糅合在一起,可能成为个体产生抵抗意识和行为的促动因素。有研究发现,为了摆脱加速主义、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手机成瘾等问题,抵抗手机以实现断联、减速和脱瘾已成为某些人的生活方式。还有研究表明,即便是在年龄低下、缺少社会经验的青少年群体中,也存在抗争技术的行为。有学者就发现,青少年会运用其能动性来理解、参与、体验算法的可能性,并基于对算法的经验实施抵抗算法的行动。事实上,对技术的依附和抵抗往往并存,甚至交替发生。这意味着抵抗可能断续进行,是即兴之举,极有可能突然终止,再无下文。

上述关于技术抵抗的不同观点并非相互矛盾,相反,它们碎片式地展现了日常生活中多样化的抗争实践和图景。这提醒研究者们警惕片面视角的局限和二元论的不合时宜,强调深入日常生活的肌理进行贴地观察的必要性。与技术抵抗的实践相呼应,相关的研究日渐增多。已有学者关注了媒介不使用、社交媒体倦怠、数字排毒、数字简化等社会现象和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技术用户的抗争行为,分析了抵抗的原因和具体做法。然而,现有研究对用户的技术认知话语分析较少,对其抵抗实践的相关细节较为忽视,对抗争行为的意义挖掘不够深入。本文认为,渺小个体面对硕大无朋的技术体系所施展的抵抗战术展示了弱者的艺术,这是个体自身的抗争叙事,是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值得深入探究和细致分析。

2.研究设计:网络社群的反技术依赖

数字平台上以反技术依赖为共同目的汇聚而成的社群为考察对象,可以为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抵抗实践,提供丰富的资料。社群成员们不仅分享了日常使用技术的切身经验和体会,还公开讨论了对某些具体技术形式和抽象的技术体系的认知。此外,部分成员还开展了反技术依赖的自我挑战或试验,并以打卡记录、发帖总结等自我报告的形式披露了在地实践的具体情况、心得体会、结果成效。本文认为,这些公开发布的内容可以作为研究资料来考察抵抗者与技术互动的日常图景、具微细节、亲身体会。某种意义上,贴近日常生活的真实境况,从具体的情境与脉络去了解个体如何在实践中整合/挪用技术、安排生活、安顿身心,有助于跳脱二元论框架的桎梏,克服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片面。在一种持续的张力之中,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人与技术的多维面向、人技互动的多种细节、人技关系的错综复杂。

本文以豆瓣社群“反技术依赖小组”为考察对象,以组内发帖及评论回复为研究资料。该小组于2021年5月25日创建,成员规模有34952人,发帖数量为443条(检索时间为2022年8月25日)。根据创建者的初步设想和粗略规划,组内主要发布3种内容:实践打卡类,分享自身的抵抗实践战术、心得体会;日常观察类,分享自己所观察到的技术依赖现象,进行思考和讨论;理论探讨类,分享关于技术的认知、观点或讨论。除此之外,实际上还有其他类型的发帖:求助类,寻求组内成员的帮助以获得知识或经验;招募类,为了完成研究任务寻找调查或访谈对象;与小组主题无关的广告等其他发帖。经过逐条阅读,筛选过滤,本研究最终确定191条发帖为分析对象。本文主要以发帖内容和贴后回复为文本,通过话语分析来考察社群成员对技术的认知与想象,耙梳总结他们实施抵抗的个人战术,展现其在地实践的具体细节,解读其抗争的内在意涵。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存在一定的特殊性:首先,研究对象具有年纪轻、学历高的特点。这个群体具有丰富的技术使用经验,并且能够反身性地审视自己的实践活动。年长以及更为年幼的群体并不在本研究的考察范畴之内。其次,研究对象自认对技术存在不同程度依赖,自身行为有待矫正。他们对技术的态度较为务实,并非彻底的弃用者,而是对技术心怀矛盾的“微抵抗者”。此处,“微”具有3层含义:相较于技术体系的庞大规模和强大力量,用户是实力微弱的渺小个体;相较于有组织、成规模的社会动员式抗争,个体的抵抗实践是微小、琐碎、未成规模、不成体系的;相较于颠覆式的解放抗争,个人的抵抗是对自身生活和实践的微调。最后,研究对象实施抵抗的技术都是信息传播技术,主要包括互联网、手机、电脑、社交媒介、各类App、大数据、算法推荐、搜索引擎等具体的技术形式。其中,反对手机依赖的讨论最多。基于此,本研究对象的技术抵抗实践有其特定的语境及自洽逻辑:技术(过度)依赖被该社群成员赋予了消极内涵,有待理性的行动主体进行检视和矫正,以此为动机或出发点,技术抵抗便顺理成章且势在必行。鉴于研究对象的技术抵抗涉及意识层面的自我觉醒和行为层面的自我试验,下文将分别具体考察其技术抵抗的话语想象和在地实践。

3.常人的智慧:抵抗技术的话语想象

众所周知,对技术的认知和想象会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主体的使用行为。那么,用户如何认知技术呢?社会心理学主张,认知是涉及知觉、学习、强化的过程。就认知技术而言,则包含对技术物性、可供性、关系、历史、影响等方面的体认和理解。对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的在线考察发现,社群成员关于技术的话语想象乃是糅合具身经验、传媒报道、学术理论的混合物。

具体而言,个体对技术的认知至少有3种来源:其一,个人层面的具身经验是用户了解技术的直观途径,由此形成关于技术的质朴知识。人与技术的互动是一个身体与技术物密切交会的过程。在这个体物入微的过程中,身体及其感知系统被调动起来体验和认识技术的各种特性。有用户就坦称,“我很少接触相关的理论与书籍,单纯是凭借内心的感受去评判和处理那些技术滥用而产生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种一手的切身经验成为个体安置技术的重要依据。其二,大众传媒对技术的解读以公开报道的形式传播给个体,并被后者以不同形式进行译码、剪切、吸收和内化。换言之,个体通过传媒报道学习关于技术的知识,媒体以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塑造人们对技术的认知和想象。例如,谈话类节目《十三邀》对话吴国盛教授,探讨科学技术相关的话题,就被该小组用来延伸探讨“互联网对肉身的漠视”“技术/算法背后的价值观”等具体的技术问题。《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之类的纪录片也被该组成员用来提升对技术负效应的认识。其三,有关技术的学术话语通过阅读实践,被个体不同程度地接收和挪用。《群体性孤独》《劫持》《数字极简主义:在嘈杂的世界中选择专注的生活》等书籍被组员相互推荐,用于加深和拓宽对技术的认知。马尔库塞、麦克卢汉、海德格尔、吕西安·塞弗等学者的技术观点引发了部分成员的共鸣,成为他们理解技术的参考理论。某用户就受启于海德格尔的技术观,感悟“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被现代技术遮蔽的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经过现代技术所筛选后的世界,例如大数据的精确推送。”学术话语扩张至日常生活的场域,相关理论不仅成为批判技术的武器,还成为制定抵抗战术的灵感和指南。力荐《被偷走的专注力:你为何无法保持专注——以及如何重新深入思考》一书的用户就发帖声明,“由于推荐的书籍内容非常震撼,个人认为非常有必要在相似的小组宣传,越多人了解,就更能以平稳的心态对待反技术依赖这件事,不会陷入自责等不利于心理健康的陷阱里。”

总体而言,个体关于技术的认知和想象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是碎片化的、零散的,不成体系,且不断变化,是感性经验与理性思考、直觉认知与理论学习的混合产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质朴的经验式断言映射出个体对技术影响、角色、地位等抽象问题的具体认知和想象,闪耀着常民的智慧。

3.1 对技术异化身体的自我觉知

从反技术依赖小组的创建宣言,到成员发帖的自我披露,都指明对技术负效应的亲身体验和日常观察是激发他们发布抵抗声明、发起抵抗行动的直接原因。创建者直言,技术对生活的全方位渗透造成了难以评估的影响,在享受技术的便利和好处时,有必要对其隐忧保持警觉,因为“当我们过多地依赖技术时,自身其实更为孱弱了,无论是身体机能上的,还是社交关系上的,还是思维能力上的,等等。”部分成员在以打卡实践的形式发布个人抵抗宣言时,就是以叙述其遭受技术异化的亲身经历和体验作为开篇。这促使他们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的技术形式,并敦促自己开展行动抵抗异化。某深度依赖手机的成员报告,其已察觉“手机难以离手”,且“能感受到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想要和混沌的生活告别”,因而发起了一次自我试验。由此观之,源于具身实践的个体经验被用户转译成对技术影响的朴素认知,进而可能激发其意识和行为层面的抗争。

从发帖内容来看,社群成员觉知技术异化身体的自我报告俯首即是。发帖者往往基于个人视角和亲身经验来披露异化的多种证据和细节。这种展示主要聚焦于3个方面:第一,生理层面。技术导致了糟糕的健康状况。这包括视力下降、不良姿势、头晕、头疼、疲劳、失眠等生理问题,还包括焦虑、紧张、抑郁、沮丧、失落、内耗等心理问题。例如,有用户就具体袒露了自身的实际情况:“首先,我近视了,现在双眼七八百度,轻微散光。其次,因为长期熬夜,身体内分泌紊乱,激素水平不稳定,我有多囊,二月做了乳腺纤维瘤切除手术,百度了一下这些大概率都是熬夜导致的,那为什么熬夜呢,玩手机呗。脸上长期挂着浓重黑眼圈,面色暗黄,痘痘此消彼长。还有,因为长期玩手机的不良姿势,我的脊椎也不太舒服。”还有用户因担心失联或错失信息而焦虑,觉得“自己仿佛是脱轨的一节火车”“担心自己跟不上别人的节奏和步伐”。然而,当用户意识到自己对技术的过度依赖或不当使用时,又会陷入指责自己“浪费了时间”“虚度了生活”的内耗中,感觉“很糟糕”“后悔”“愧疚”。第二,认知层面。技术削弱了思辨能力,降低了专注力和耐心。有用户观察到,“现在人越来越着急了,看视频开1.5倍速,看不了大段文字,仿佛失去了耐心一样特别焦急。”有类似体验的用户感叹“短视频真的会大幅降低思考能力”,“耐心程度断崖式下降”。还有用户坦承自己消费信息时一般“不过脑子”地全盘接收。有人将之描述为“脑子像一个上了锈的齿轮,不能思考,只能被动接受。”结果是记忆不深刻,“所有的事情、情绪就好像昙花一现,刹那一下子就没有了”,还可能导致“信息茧房”效应,“接受异议的能力变弱了,看问题越来越两极化,且逐渐极端”。另外,技术的黏性吸引了用户的注意力,导致其难以专注,“经常五分钟就想拿起手机来看一眼”。第三,行为层面。一方面,技术黏性增强了行为上瘾,让用户耽溺其中,不可自拔。诸如“闲着没事就刷手机/微博/短视频/朋友圈”的惯性行为就是例证。另一方面,技术有时助长了惰性,退化了人的某些身体技能。小组创建者敏锐地洞察到技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塑和清除,及其对人的某些技能的钝化,由此明确提出“本小组不是反对所有的技术,而是想反对过度依赖技术而造成自己某些能力的退化,以及没有某个/某些巨头公司生活就完全不行的局面”。有用户就“发现自己真的失去某些必备技能了”,不依靠电子导航就不能辨识方向,“顿生一种挫败感”。还有不少用户报告自己失去了应对无聊的能力,以至于“没有手机的话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实上,成员们发现对抗技术依赖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在摆脱技术依赖和应对技术剥夺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不仅需要人们积极寻求可行的替代方案,还需要人们重拾或培养某些无需技术辅助的技能。显而易见,上述异化效应打破了个体对技术的美好想象,迫使其正视技术的两面性,反省个人对技术的既有认知。基于此,反对(过度)技术依赖,抵御技术异化,就关乎个人健康和切身利益,尤为紧迫。由此,技术抵抗在个体层面被赋予了自我救赎和解放的哲学意涵。

3.2 对技术异化生活的日常体察

除了意识到技术对个人身体的异化之外,察觉到技术对生活的异化是个体抵抗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样,这也是在微观的个人生活层面展开。技术在生活世界中的扩散并非一蹴而就,且不易察觉。发帖者披露,自己主要是通过审视和体察个人生活来感知和反省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在日常的使用实践中,他们亲身体验到了技术带来的便利、满足和快感。很大程度上,技术的正反馈强化了其黏性,吸引用户主动接触,继而在反复的使用过程中固化人的某些行为模式,促使其养成某种特定习惯。由此,技术以人为媒介,以身体为锚点,嵌入日常生活,定位在社会结构中。麦克卢汉敏锐地洞察到,新技术会对初次接触者产生强烈的感官冲击,“等到整个社区都把新型的感知习惯吸收进工作和交往的各个领域之后,初期的震撼也就冰消雪融了。”然而真正的革命才拉开序幕:为了把新技术纳入并整合至个人生活的脉络之中,个体将进入一个漫长的“调整”阶段,即重新安排实践活动,重塑生活秩序,使之与新技术契合匹配。显然,当个体的实践行为发生变化时,其生活图景也会随之改变。而技术对个体生活的改造,显见于日常普遍的移动支付、扫码点餐、外卖到家、扫码出行、电子导航、算法推荐、云端交友、在线会议、网络课堂、线上挂号、远程问诊、电子监控、人脸识别等诸多方面。技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强势地将自身逻辑植入生活世界,迫使个体及社会以之为基底来安排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由此重构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基本图景。通过挤压或排斥其他不以技术逻辑为底色的生活方式和实践活动,技术会对未接纳它的个人、群体、组织或社会施加压力,敦促其敞开怀抱。

然而,技术让生活变得更好了吗?答案显而易见。反技术依赖小组的成员们都不是尼尔·波斯曼所谓的“技术独眼龙”。他们既目睹了技术的光明面,也察觉到了技术的黑暗面。就像某用户所披露的,在体验科技益处的同时,也“在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中,在没完没了的更新中,感到乱花渐欲迷人眼,疲惫且无所适从”。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正效应抛出的糖衣炮弹会在某种程度上遮蔽其负效应,使得用户在某些时期对技术的负面影响存在短视或无视的情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用户无法识别技术掩人耳目的把戏。本研究发现,当用户在某些契机下观照和审视个人生活时,能够察觉技术对其生活的塑造和影响。具体来说,反技术依赖小组成员书写技术异化生活的话语主要有两种:一是描绘以技术为中心安排各类实践的个人生活景观,展现技术的全面渗透和深刻嵌入,指控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接管。有用户就报告,“以前手机仅是辅助性工具的存在,使生活变得更加便捷。现在手机主导了生活的全部,一天都在手机上,一直都在手机上。”对此,有用户就洞悉“技术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环境”“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以技术的方式组织起来。……我们没有权能拒绝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在此环境中,我们的目的、手段、目标、行为、活动、激情,以及梦想与欲望,通通都需要通过技术被联结起来并需要通过技术得到实现。”因此,不少人发帖哀叹技术控制了生活,希望以实际行动进行抵抗,“做回自己生活的主人”,重夺生活的掌控权,“找回向往的生活”。二是指摘某种具体的技术形式与社会结构耦合并制度化之后,产生难以抗拒的强制力和约束力,迫使个体不得不拥抱技术。例如有用户就把微信描绘成“万恶之源却又不可或缺”,直陈自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真的很想把微信删掉,但是这真的不可能。每天要联系别人,接收通知,而且一旦删掉,很多记录可能会有找不回来的危险。”类似的话语还见于对手机的控诉:“去医院,去坐车,去玩,什么都要手机!为什么方便的东西最后总变成强制性!”显然,技术乌托邦的理想与技术异化生活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这激发了个体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和愤懑,刺激其寻求出路以改变现况。由此,反技术依赖的抵抗行为再次在个人层面被赋予了合理性和必要性。

3.3对人技关系逆转的审视检讨

当成员们自曝技术异化的具体事实和确凿证据时,会或间接或直接地触及到人与技术的关系这一抽象的形而上问题。从他们的叙述话语来看,在其惯常的想象中,人是理所应当的技术使用者、控制者,因此,人技关系的应然模式是主—仆关系、使用者—工具关系、控制者—被控制者关系。换言之,人是技术的尺度,凌驾于技术之上,而非相反。然而,从自身的检讨和审视中,用户惊讶地发现了技术的僭越,以及人技关系的逆转。“手机代替了脑袋”“被手机牵着/支配/控制/绑架”“被技术圈养/操控/侵蚀”“沦为工具人”“主体性地位动摇”等话语就是发帖者描绘自身与技术关系的常见修辞。鉴于此,有人声明,反技术依赖的实质就是反对技术的控制,捍卫人的主体性地位,“掌握主动权”。事实上,对人技关系逆转的想象和认知主要基于对技术异化的亲身体验和日常观察。此外,还受到在公共领域传播的相关传媒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影响。某些帖子就透露,《黑客帝国》《黑镜》等影视剧呈现技术宰治的情节,以及某些学者对技术统治的批判,为他们检视人与技术的关系及其两者地位的变化提供了具体的想象。

从网络社群的讨论来看,成员们对人技关系逆转的归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指向自我,认为个人的自控或自律能力不足,在技术依赖或技术上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掌控权。由于“堕落快感远胜于正面情感的反抗”,因此即便是理性的缰绳也无法约束沉迷技术的失控行为。另一种则指向了技术,认为技术背后的研发者以营利为导向,洞悉人性的弱点,主动迎合人们的喜好,想方设法增强技术的黏性,培养用户无意识地养成依赖技术的习惯,进而主动或被动地让渡控制权。虽然上述归因只是基于个体经验的主观判断,缺乏严密论证,但这些简单的因果推论成为他们制定抵抗战术的重要依据。已有研究证明,手机抵抗策略就与人们的责任归因密切相关。虽然有成员自觉无法完全掌控无处不在的各种技术,也无力对抗庞大的技术体系,退而求其次希望与技术缔结平等关系,和平相处。但是,反技术依赖小组的成员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自身与技术在当下的关系存在不满。基于此,技术抵抗的第三层含义就是对人技关系逆转的拨乱反正。

不难看出,陈诉技术异化的亲身经验、罗列技术依赖的事实证据,是反技术依赖小组讨论技术认知的主导话语。这为抵抗技术的主张和实践提供了合法的语境,赋予了拯救自我的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反技术依赖的公开讨论内嵌着一种应然—实然的思维框架和话语逻辑。在描述技术的现实角色、实际用途和影响的修辞中,隐含着对技术应然的角色、目的、效应的个人想象和期待。显然,现实差强人意。成员们的在线叙事描绘了某种由于技术主导而失控、混乱、空虚的生活景观,刻画了一幅处于失衡或不协调状态的自我画像。而导致这种失调的深层原因是个体认知与行为的不一致,亦即反对技术依赖的认知与过度依赖技术的行为现状之间存在矛盾和错位。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认为,这种认知失调状态在心理上是令人不舒服的,因而会驱使个体去达到协调状态。就此而言,反技术依赖小组的抗争是微小个体在被技术体系深刻嵌入的生活世界中努力锚定自我、安顿身心、寻求平衡的行动。

4.微民的艺术:抵抗技术的在地实践

如上文所述,反技术依赖小组对技术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技术的消极影响及其具体表现。这些话语是糅合具身认知、媒体观点、学术理论的混合物,是个体关于技术认知和想象的主观表达。通过公开发帖的形式,成员们在网络社区这一虚拟空间完成了对自我境况的观照、检视和反省,同时也把这种内省媒介化地对外呈现。这既是对具身实践的媒介铭写和传播,又是对群体身份的建构和确证。在陈述自身经验的过程中,个体构建了技术抵抗的合理语境和因果逻辑,为实施具体的抗争行为进行了铺垫。某种意义上,这种媒介化的自我披露是个体书写救赎叙事的开篇,是其拯救自我行动的公开宣言,也是以抗争姿态对技术体系发出的战斗檄文。网络社群所在的虚拟平台为考察日常生活中的技术抵抗提供了观察空间,反技术依赖小组的话语生产为了解成员们的在地实践敞开了窗口。下文将基于反技术依赖小组中的“实践打卡”“经验分享”这两类帖文,展示并分析成员们开展抵抗实践的具体情况和细节。

4.1 构筑抵抗技术的场域

反技术依赖小组的抵抗实践是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展开的:一个是网络社群所在的线上虚拟空间。成员在此主要进行话语生产,即媒介铭写实践。这包括对过往技术使用经历的回忆、对当下抗争行动的监测和记录、组内成员间的评论和互动。另一个是成员生活的在地物理空间。这是个体开展抵抗行动、施展各种具体战术的“主阵地”。相较而言,这是一个隐秘的个人私域空间,个体在此的具身行动是不公开的、不引人注目的。对个体而言,技术抵抗就是一场自我试验、自我挑战,是“孤军作战”。只有通过媒介化的自我呈现,才能让他人看见。因此,发布打卡记录、经验盘点就让发生在私域语境的在地实践从不可见变得可见。这种可见性对发帖者至少有3重意义:其一,满足个体分享传播的欲望;其二,在评论、点赞等互动反馈中,获得社会支持;其三,把社群的关注转译成外在的监督,敦促自己坚持抵抗。

基于此,可以辨识出反技术依赖小组抗争的行为模式:在线发布抵抗宣言、目标、策略、战术——线下开展自我试验——线上定时打卡记录、分享行动进度和结果——线下实践——线上记录……如此反复,直至抵抗中断或结束。经由此,成员们在不同空间迁跃、穿梭,以自身为锚点,把两个空间串联起来,构筑了个人抵抗技术的场域。这个场域根植于技术体系深嵌的个人生活世界,并非封闭的空间,而是与其他场域相互交缠和渗透。它为个体的抵抗实践提供条件,同时也进行限制和约束。

4.2 实施抵抗技术的战术

从在线发帖来看,虽然某些情境下不得不屈服于技术的结构性压力,但是个体会在技术体系的缝隙中寻找抗争的机会和空间,尝试在与技术的斡旋中获得片刻喘息和少许自由。成员们的自我披露表明,实施技术抵抗的战术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战术的安排并非随机的、任意的、毫无章法的。相反,个体对战术的考量有一套自身的逻辑和流程:辨识自己面临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明确抵抗目标—细化抵抗内容—针对性地安排具体战术。具体地说,反技术依赖小组的总体目标是反对(过度)技术依赖,成员的目标则因人而异。有诸如“戒断网络沉迷”“防止手机/屏幕上瘾”“抵抗算法推荐”“正确使用手机”“把不玩手机搞成一种习惯”“找回理想的生活”“从工具人进化为使用工具的人”等相对宽泛的目标,也有“戒掉豆瓣/小红书/微博/淘宝”“卸载游戏及社交App”“记录手机使用时间”“减少屏幕时间”“戒掉睡前/碎片化时间无意义刷手机”等较为具微的目标。这些目标是成员对个人情况进行自我诊断后的产物。

进一步的战术部署既要紧扣目标,以之为导向,对症下药,又要随着实践效果而灵活调整。总的来看,抵抗行动的要旨是“破旧立新”,一方面破除既有的自认为不健康、不理性、不正确的行为习惯,另一方面树立或培养新的、健康的、理性的、正确的行为习惯。抵抗战术的安排涉及思想和行动两个领域。思想层面的战术包括通过有意识的观察自我警戒、通过反复的内省澄清自我存在的意义、通过理性的批判抗拒技术的诱惑、通过自我暗示技术的负效应摆脱依赖、在抵抗行为遇阻时自我鼓励和开解、定期复盘实践进度,等等。有成员在分享成功戒掉电子设备的办法时,首先就提出要调整认知,建议打破以往的思维反应链,“从心底里认识到,玩手机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我们要清楚,那些快感不过能持续几秒而已,停下来后就只剩下无尽的虚妄,并不能给你带来长久的满足感和快乐,只是在消耗自己的时间和生命罢了。”此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相信“思想的改变,就会带来行为的改变”。这就为学术话语通过阅读实践渗入网络社群的在线讨论提供了解释。行动层面的战术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研究就具体总结了抵抗手机的各种战术:通过断网断电关机锁机、物理隔离、屏幕设置、时间管理的方式摆弄手机,消解其可供性;通过关闭通知、集中使用、主动搜索、制造冗余的方式剪裁手机文本,抵抗手机依赖;通过情境绑定、功能分割、模拟情境、家庭关系的方式谋划手机使用情境,打破顽固惯习。此外,坚持“在线打卡”是反技术依赖小组独特的战术。打卡内容主要是定期记录在地实践的进展情况,例如屏幕接触时间、使用技术的方式和目的、替代性的选项等,还夹杂着零散的个人体会、感受、观察和思考。如前文所述,这是对私域行为公开地媒介呈现。对于发帖者来说,在线披露既是对抵抗实践的证据展陈,又是对救赎行动的自我书写和铭刻。而回帖则有可能为发帖者调整战术提供思路,为其延续在地实践提供支持和动力。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战术中不乏对技术的挪用,例如用某些软件监测使用时长、用老年机替代智能机、用网页代替App。换言之,抵抗者们试图用技术来解决技术的问题。由此,技术既是批判的武器,又是被批判的对象。这种用技术来替代、打败技术的战术一方面暴露了抵抗实践存在的矛盾和悖论,另一方面确证了技术体系的绵密裹挟。某种程度上,这为抵抗实践收效甚微埋下了伏笔。

4.3 盘点抵抗技术的结果

中肯地说,简单地以失败或成功来定论反技术依赖小组的抗争行动,有可能错失他们在地实践的具体细节,遮蔽人与技术交涉的复杂变化和生动图景。尤其可能忽视其自我披露的细腻体感及所映射出人与技术的多种维度和面向。因此,有必要认真检视抵抗者对抗争行动的自我书写和定义。在定期打卡和经验分享式的媒介叙事中,成员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盘点了自身的抗争实践:一是回顾、记录、反馈日常行动的实际情况和进展。二是披露个人的亲身体会和感受。具体来看,抵抗的在地实践是多种多样的:有人严格自律、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试验,也有人摇摆不定,行动时断时续,还有人只把抗争停留在思想层面;有人在尽力寻找可替代技术的方案,也有人在突然剥离技术时手足无措,事事遇阻;有人兴致勃勃地重新安排生活秩序和内容,也有人不知道隔离技术后空余的时间该做什么;有人在抵抗受阻时变换战术,也有人顺势“投降”,就此放弃……当然,个体在抵抗实践中的身体感受也各不相同:有人在自控中找回自主感,获得成就感,也有人在失控时感到自责、失望、惭愧;有人在重整生活秩序中体会到充实和快乐,也有人在行为调整期极度不适应;有人在暂离技术时获得了片刻宁静,感觉身心清爽,也有人惶惶不安、怅然若失;有人在抗拒既往技术习惯时意志坚定,也有人反复摇摆,备受煎熬。对此,有人感叹,“没有手机网络的生活,云很美,花树很美,真的很惬意。”也有人坦言,“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强的新鲜感”“到后来就慢慢忘记了自己的挑战”;“不得不承认,初期戒手机时像戒毒一样,全身像有蚂蚁爬行,坐立难安。”最终,有人宣告自我试验成功,“感觉时间又变成我自己的了/感觉生活更多地能被自己掌控了”“很充实很快乐很幸福很有满足感”;也有人在自我约束和行为失控之间摆荡,“卸载某软件后又重新下载安装”“思想松懈时无意识地过度使用”“在强制性的戒断后迎来报复式的使用”,最终宣布挑战失败,“回到了从前”;还有人在实践中断后复归,尝试发起新一轮自我挑战。

不管是对实际行动的详细记录,还是对具身感受的真实披露,都并非是毫无意义的“流水账”。相反,它们是抵抗者对自身在地实践进行盘点和检视的媒介书写,是对抗争行动进行自我评价和意义解读的重要指标。作为反技术依赖小组实施抵抗实践的具体证据,它们披露了不同主体的抗争故事,刻画了不同的抗争者画像,展示了弱者微民的“抗争艺术”。表面上,这些自我报告相互矛盾,实质上却并不对立,恰好真实地展现了人技交互的多种情形、人技博弈的生动细节,以及人与技术各有的悖论和辩证法。抗争主体的媒介披露表明,个体的抵抗实践并非顺畅,而是时有中断,是在断续中随着抵抗主体的意愿而推进或终止。意识层面的觉悟与行动层面的抵抗存在断裂和落差,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抗争行动的效力。不能否认的是,无论自我评定是失败还是成功,抵抗实践都对主体产生了某些影响:对自我拯救成功的人而言,新的行为模式可能被固化成新习惯;对自认挑战失败的人而言,只要认知失调的问题没有解决,由技术异化所塑造的身体感会顽强地敦促他们重归平衡。某种意义上,抵抗的实施在主体和技术之间打开了一道裂隙,为个体挣脱技术体系绵密的裹挟提供了某些可能。

总的来看,反技术依赖小组的抵抗实践是一场由不同主体在个人生活场域发起,联通线上和线下不同空间,涉及话语讨论、媒介铭刻和具身行动的自我救赎。在这场人与技术的较量中,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软弱性、惰性等多种面向,以及技术体系的强大规训力和可掌控性都展露无遗。这些多样性的贴地描述打破了关于人技互动、人技关系的二元想象和认知。它表明人与技术之间并非简单的主/客、控制/被控制的静态关系,而是彼此依赖、互动共生、不断博弈的动态关系。事实证明,在日常生活的场域中,人与技术之间存在一种持续的张力,两者之间的角力于不被关注的角落无声上演。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是微民们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

结语

对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的在线考察表明,个体并非麻木不仁的技术使用者,亦非温顺的、毫无抵抗的被规训客体。他们对自身与技术的关系及其所处境况有不同程度的意识和觉悟。而这些糅合了具身认知、传媒话语和学术观点的综合产物,为抵抗技术构建了合法语境。虽然技术系统织就了一张庞大绵密的网络,裹挟着微不足道的个体,但是它并非铁板一块。个体自主性所迸发的内驱力让他们在技术网络的间隙中找到了越轨、斡旋、抵抗的空间。五花八门的战术在此轮番上演,以抵抗技术的规训和异化。抵抗者的媒介自白表明,这些抗争行动的铺展并不平顺。既有的习惯和身体感形成一股向心力,与新的习惯和身体感所形成的离心力相互拉扯。个体身处漩涡的中心,既要应对外在的技术体系施加的结构性压力,又要对抗自身思想和行为模式所具有的强大惯性。战术的实施又与个体所能占有和挪用的资本密切相关。这包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技术资本等。这些资本限定了个体在技术场域和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一方面为抵抗实践提供了工具和资源,另一方面又直接限制了抗争的可行路径和斡旋空间。对抗争行动在地实践的媒介书写,是个体对原本不可见的微观政治的公开呈现。它既是技术抵抗的一个环节,为确证抗争的实施提供证据,又是个体为自我救赎行动立下的传记。因人而异的抵抗叙事在数字空间被铭刻、传播、阅读、讨论,逐渐声势浩大、引人注目,进而引发传媒关注,引起公众检讨反思。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反对技术异化为出发点的抵抗实践有可能导致新的异化。面对技术体系制度化后所具有的强制性和约束力,个体往往自觉无力对抗,难以逃脱。虽然个体尽力探寻可替代技术的方案,但是实际践行困难重重。这一方面加剧了技术带来的窒息感,另一方面挤压了个体抗争的空间,迫使抵抗者转向自身,把告诫自己合理使用技术作为权宜之计。另外,囿于个人视野和认知有限,反技术依赖的抗争行动被严格限定在微观的个人生活层面,被定义为具有救赎和解放意涵的自我试验或挑战。换言之,个体的技术抵抗只是指向抗争者自身,并未触及庞大的技术体系和社会结构及其背后看不见的所有者、控制者。逃离技术体系巨大向心力的战术只是简单地凭借足够的自律和自控能力抵御技术的引诱。由此,对外在技术的抗争被转译成对自我的抗争。表面上,这是抵抗者最为切近、上手、务实的迂回战术。实质上,很容易让抵抗者在意志薄弱时缴械投降,进而陷入对自我批评和否定的精神内耗中。韩炳哲认为,这种和自身作战、进行自我剥削的绩效主体是绩效社会塑造的产物。他指出,必须警惕功绩主体会在“不再能够的能够中导向一种毁灭性的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而这种精神暴力何尝不是技术抵抗行为异化的表现。必须承认的是,孤军作战式的个体抵抗实践难以撼动技术体系的稳固地位,但有望为个体重塑人技关系、重构生活面貌、调和认知矛盾提供某种可能。如何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与宏观的社会政治关联起来,找到恰当的人技相处模式,安顿身心,是当前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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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传媒科技》杂志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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